棋峰会银奖征文：中国古代围棋诗歌中的弈境与人生之境（杨昭昭）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围棋诗歌是围棋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涉及到作为竞技性游戏的围棋本身，又与封建士大夫们的人生哲学、审美趣味息息相关。古代围棋诗歌中所蕴涵的佛禅意蕴，正是这无限丰富的“弈”的意义中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棋、禅二者的探讨，更能丰富我们对于围棋文化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将围棋诗歌置于中国古代禅宗思想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而丰富我们对于传统的围棋文化的研究，展现古代士大夫们对于人生、世界的看法。素有“坐隐”之称的围棋，与禅宗中淡化胜负的观念相结合后，一方面衍生出众多的观棋诗歌，另一方面发展出独特的“旁观者清”的人生哲学。
关键词：围棋，诗歌，佛教，禅宗，士大夫
围棋是一种竞技性游戏，在古代又被列为琴棋书画四大艺术类别之一。它既有着独特的游戏魅力，也可以陶冶性情，更是坐隐忘忧的风流雅事。围棋之道包罗万千，且随着历史的流变，不断吸取兵家、道家、易经、佛禅等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基因，表现出浓厚的艺术性质。
自东汉班固作《弈旨》以来，历朝历代涌现了大量棋经、棋论，封建文人们吟咏围棋的诗词歌赋更是不胜枚举。随着围棋活动的普及和文人士大夫中围棋爱好者的增加，围棋逐渐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从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留下的为数众多的围棋诗词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流传甚广的禅宗，正以它独特的文化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封建士大夫们的深层心理结构，改变了他们艺术创作风格与审美趣味，从而对围棋文化本身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我们知道，生活对于士大夫是有着双重意味的。一方面，是责任与义务的完成，是儒家传统文化在文人心中不可动摇的根本地位，更是“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可在冷酷的现实压力下，他们又不断的追求着一种彼岸的超越和解脱，以在那里寻找到心灵的轻松。禅宗在一定程度上与老庄玄学交融汇合，共同融合成一种高超的处世智慧，使文人能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在社会天平上找到生存的支点，并以一种超脱旷达、傲世超然的心态立足于世。禅宗崇尚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一任自然的风格，逐步渗透到文学艺术和美学思想领域中，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禅宗看来，所谓境界，实际上是指心灵之境界，指心灵存在的方式或存在状态，“夫即心即境，终无心外之境；即境即心，亦无境外之心”（株宏《竹窗二笔·净土不可言说》）。而人生境界，乃是指人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状态。士大夫们一方面追求人生的自然适意、心灵的清净无垢，另一方面，权力中心的尔虞我诈、争名夺利又使他们内心不得清净。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素有“坐隐”之称的围棋以及它所被赋予的佛理禅趣，成为士人实践仕隐两兼、满足超世高洁情调的理想境地。而以棋观人生、世界、历史的结果，更使得棋隐有了多层面、多维度的表现。
同时，从社会人生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人生哲学越积越厚，成为中国民族心态中代代相传的一种潜在意识。李大钊先生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静的文化。他说：
“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惟其有动的文明，所以有动的生活；惟其有静的生活，所以有静的文明。故东方之生活为静的生活，西方之生活为动的生活。”
这种“静的文明”的心灵哲学特质就象树之根基，围棋以及围棋所代表的人生哲学不断的从中汲取养分，形成了独特的“棋隐”哲学。
一、长日唯销一局棋
自士阶层产生以来，仕隐之间的矛盾便一直是困扰士人身心的一大问题。无论是孔子所谓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或者是庄子推崇的“无己无功无名”故“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理想人格，都在事实上将入世与离世孤立为了对立的两极。而自魏晋开始流行的大乘般若学，却将这一矛盾还原成了一个“心”的问题。这意味着，只要人的内心有一方净土的存在，那么无论他在朝在野、守戒放纵，都可以可以享受到隐逸的自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核心精神的“隐”，在禅宗传入后，不再仅仅指山水、田园式生活状态的隐居，更是指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
那么，如何践履士人们这种优游进退的青山白云之念？文人又如何完满地解决宦途与隐逸的矛盾呢？日用无非道,安心即是禅。佛法是日用中的高情远韵,是“吃茶吃饭随时过,看水看山实畅情”式的“平常心合道”。禅宗以这种游世的洒脱代替了离世的贫困与入世的焦灼，不仅为士大夫们开辟了一条新的存在之路，同时，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具有了与“坐隐”和“忘忧”之称的围棋对接的可能。
著名的“观棋烂柯”传说中我们可略窥到围棋之“坐隐”“忘忧”的功能。这一传说在流传中曾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最详尽的当属南朝梁代任昉在《述异记》卷十中的记载：“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速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仙乡俄顷，人间百年”，为何人间和仙界在时间上存在这么大的反差？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编》中对此作过探究，他认为：“乐而时光易短易度，故天堂一夕、半日、一昼夜足抵人世五日、半载、乃至百岁、四千岁；苦而时光见长难过，故地域一年只抵人世一日。” 后人常借此典故表明围棋魅力之所在，足可以让人废寝忘食，忽略时间的流逝。唐太宗李世民作为“马上得天下”的一代雄主，在了解了围棋的奥妙之后，也不得不感叹 “方知仙岭侧，烂斧几寒芳”（《五言咏棋》）：正是因为领会了围棋的乐趣，所以才知道王质当年为什么会观棋烂柯了。明末画家陈洪绶极好围棋，曾有诗云：“宁愁斧柯烂，不顾灯花偏。”（《逢锡山过叟》）作此诗时，诗人正于旅途中邂逅国手过百龄并与之对弈，置枰手谈，全然不顾时间的流逝，直至掌灯时分仍未结束，痴迷之情可见一斑。
刘成纪在《青山道场——庄禅与中国诗学精神》中指出：“色相即法身，烦恼即菩提，沉入宗教的空幻世界与沉入当下的色相世界就没有什么区别；怀着一往情深介入生活、在色相世界里找快乐，与宗教的空观反而有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契合。” 随着围棋活动的普及与盛行，围棋成为士人们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所，更起到了解愁消忧的作用，正所谓“赊酒风前酌，留僧竹里棋。同人笑相问，羡我足闲时。”（姚合《闲居遣怀十首》）文人们醉心于“棋隐”的背后，是在世俗失落后聊以自慰的自由、自在、自乐。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士大夫对佛禅的接受，不仅与之所处的环境、时代有关，也取决于其个人经历，而禅宗对不同知识分子所发生的不同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对棋隐的态度。
白居易处身于动荡不安、矛盾重重的中唐社会环境中，在尖锐复杂的官场斗争中寻求出路。由于自幼所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一生信守儒家仁义道德的信条，主张“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贺雨》）。仕途的坎坷使他渐渐由积极上进的思想转为消极保身，并在此过程中滋长了佛教信仰。他对于禅宗各派、各种禅法兼容并包，习禅也仅仅出于游戏，对于佛教的态度正如他在《醉饮先生传》中的自述，乃是“栖心释氏”，而非栖身；是心灵的皈依，而非对现实感官享受的全然拒绝。也正是这种在当下生活和宗教超越之间游移的态度，使得他对于围棋的态度并非借之遁世或忘事，也较少有超世、厌世的思想。对于他来说，围棋与习禅一样，都是组成“独善其身”的一部分，其棋隐之志多表现为一种旷达乐天和闲适放纵的意识。围棋之坐隐忘忧既消解了出仕之劳辛，又无隐遁之苦寂，诗人藉弈棋来满足自己隐逸之思，表现一种恬淡的情怀。这在他的多首棋诗中均有表现，如“晚酒一两杯，夜棋三数局”（《郭虚舟相访》）、“花下放狂冲黑饮，灯前坐起彻明棋”（《独树浦雨夜寄李六郎中》）、“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送春唯有酒，销日不过棋”（《官舍闲题》）等等。棋隐只是他仕宦生活的补充，官要做得平稳，生活也要逸乐闲适，故而他即景而乐，随遇而安，借棋隐方式消融仕与隐的矛盾。白居易在唐以后成为士大夫们心目中入仕的典型，他的意义就在于向后世人展示另一种生活的模式，即抱着林泉之心优游于庙堂市朝之上，不仅可以将个体的身心之需调节得恰到好处，而且可以在进退之间获得生命的自在和安然。
晚唐诗人却不同，他们有着入仕的忧惧，有未入仕的愤懑，更有着国运颓败的幻灭。他们选择隐逸闲适的生活，已不是无可无不可的轻松洒脱，也不是类似于在家修行的亦官亦隐，而是在战乱环境中追求遁世的精神自由。在此意义上，晚唐诗人的隐逸更彻底，他们无法在事实上进行抗争，只能在幻想中求得心灵的解脱，棋隐也就成为了在日益腐败的现实中无可奈何的一种自我解脱。这种棋隐决不意味着忘情一切世事，而恰恰反映了诗人内心的不清静。在厌世、逃世的情思背后，隐含着的是对污浊黑暗社会的反抗与批判。
吴融有《山居即事四首》其三云：
万事翛然唯有棋，小轩高净簟凉时。
阑珊半局和微醉，花落中庭树影移。
诗人山居无事，在小轩中与友人一边弈棋一边饮酒；棋阑珊，酒微醉，举目一望，落花满地，庭树影移，顿时兴起一种岁月流逝，春光不再的感慨。诗歌中的醉心围棋的淡泊情思，是诗人安顿心灵、拯救自我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另一首《禅院奕棋偶题》则更表现出晚唐诗人在充满绝望的无所归依中，退回内心，泯灭得失荣辱，寻求以棋隐世的内心情怀：
裛尘丝雨送微凉，偶出樊笼入道场。
半偈已能消万事，一枰兼得了残阳。
寻知世事都如梦，自喜心身甚不忙。
更约西风摇落后，醉来终日卧禅房。
面对时代的动乱和官场的黑暗，诗人充满了无法派遣的苦闷和事实如梦的幻灭之感。外部的失望让诗人退回内心，只有参禅颂偈和置局对弈，是他追求解脱取得心理平衡的唯一道路。诗人虽然表面上借着抽象的佛家义理领会了“万事如梦”的世理，却始终无法摆脱内心深处伤感失落的情怀，也无法由此获得一份悠闲平静。反而在这西风摇落的丝雨残阳中，体会到一种人生的失落感和价值追求上的迷惘。
宋代实行的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政治，文人受到广泛重用。但封建朝廷为防止文官专权，又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因此，官吏们稍不留心，就可能遭到言官的弹劾而被免职、贬官、流放。宋代又是党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其间虽涉及是非曲直，但往往夹杂着意气，动辄相互残酷倾轧。朝臣之间党同伐异，势同水火。宋代士人既想与现实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又想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不为外物所役，获得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围棋不仅成为他们避世休闲的活动，而且是其彰显人格精神的载体。棋隐的出现，调和了宋人仕与隐的两难，实现了仕之功业与隐之洒脱的两全。一些政务缠身的官吏通常选择退朝或休沐时享受棋隐之乐，藉弈棋来满足自己隐逸之思，表现其恬淡的情怀，黄庭坚《弈棋二首呈任公渐》其一云：
无公事负朝暄，三百枯棋共一樽。
坐隐不知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
簿书堆积尘生案，车马淹留客在门。
战胜将骄疑必败，果然终取敌兵翻。
在没有公务的早上，以棋会友。“岩穴乐”即为隐者之乐，与围棋“坐隐”之称相对，“俗人言”多指聒噪之语，反衬出围棋“手谈”之高雅情怀。既见棋情又紧扣字意，确实妙不可言。在诗人这里，理想的棋隐既非中唐的放任洒脱，也不是晚唐时期的逃世隐遁，而是注重心性主体精神化修炼的“心隐”。他在另一首《观叔祖少卿弈棋》诗中说到：“世上滔滔声利间，独凭棋局老青山。”将禅宗强调的心性修养与自己爱好的围棋联系了起来。诗人就象一个冷静自持的哲人，醉心围棋并以此抵御外界的“滔滔声利”，从而获得一种如“青山”般坚固永恒的心境。正如周裕锴在《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中认为“黄庭坚接收得更多的是禅宗的心性哲学，以本心为真如，追求主体道德人格的完善，以心性的觉悟获得生死解脱，使忧患悲戚无处安身”。对于诗人而言，禅学已有一种肯定人生的积极意义。
二、人事输赢局上棋
“何处逢神仙？传此棋上旨。”（范仲淹《赠棋者》）围棋本是“仙家养性乐道之具也”，传入人间，自然耗费光阴。“观棋烂柯”虽然一方面使诗人们获得棋隐的快乐，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得不正视时间的存在性。时间的流逝带来了死亡的必然，人生的短暂带来了无尽的遗憾，这种古老而深沉的生命忧患意识强烈的困扰着诗人们，不由的他们不长叹一声：“个是仙家事，何人合用心。几时终一局，万木老千岑。有路如飞出，无机似陆沈。樵夫可能解，也此废光阴。”（齐己《五律·和郑谷郎中看棋》）
“逝者如斯夫”本就是人生永恒的悲哀，对于许多徒有壮志、才不得施的中国古代文人，悲情则更为深重。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发现这样一种真相：宇宙自然了无时间伤害的痕迹，而人世社会却往往被时间践踏得遍体鳞伤”。唐代诗人孟郊早年生活贫困，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至贞观十二年近五十岁才中进士。记游诗《烂柯石》便流露出他悲掉人生短暂，命运不济的感触：
仙界一日内，人间千载穷。
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
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
唯馀石桥在，犹自凌丹虹。
看着烂柯古迹，仙人已去，仙境难期。在这里，“石桥”的意象实际上代表了永恒不变的自然，与之相比，人在世间的追求和理想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悲叹背后，是诗人对难以驾御的乖蹙命运，既孤芳自赏又不甘沉寂的复杂心情。无论诗人是否真的相信仙人的存在，他的内心深处都痛切地感受到了生命之无所依托和命运之动荡漂泊的悲哀。
“游戏一弹棋，岁月驹隙过。不如两忘机，石上跏趺坐。”（刘过《游郭希吕石洞二十咏·小烂柯》）既然人生绝对无法永恒，那么，又何必为此痛苦呢？中国化的禅宗思想，将般若之空与老庄之无融会贯通成为一种自然人生的最高境界，进入了中国中古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影响了他们对人生、宇宙的认识。“文人士大夫在宗教信仰上是自由的……他们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在信仰上他们是自由的，因为禅宗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思想与人生的兴趣而不是崇拜与信仰的对象。” 的确，在文人士大夫中极为流行，并且符合中国人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味的禅宗，与其说它是一种宗教，不如说它更像一种生活方式、人生哲学。
上文已经讨论过，诗人们以禅心观照围棋，否认棋中的胜负输赢；反过来，棋中的输赢观又影响了诗人们对人生、历史的观照。士大夫们于棋中体验到空廓寂寥的心灵状态，并将这种状态扩散到整个宇宙，体会到一切皆是虚妄、万象皆无差别的“空”。当他们感受到人生的痛苦，寻求自我解脱的道路时，便以棋为象征，宣扬人生如梦，提倡无心无念，追求荣辱齐怀的坦然心境。
宋代诗人方回有诗歌《题李提举心远轩》云：
心远渊明拟问之，悠然身世见山时。
强名真意元无物，缘底忘言更有诗。
宇宙襟怀千斛酒，王侯勋业一枰棋。
古来大隐在朝市，可待休官办菊篱。
这种将王侯霸业比喻为棋的主题在棋诗中反复出现，这一题材表现了士大夫们对人生的理解。“枯荣不须计，千古一棋枰”（《後出门散步》），“复罢残棋何眼算，输赢只在纸盘中”（钱谦益《后观棋六绝句》其六），“人生胜败寻常有，一局何劳重蹉跎”（孙枝蔚《棋客》）。正是因为受到禅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影响，诗人将真实的人生虚幻化了，赋予人生以幻灭、虚无、不可捉摸的性质，强调人生中没有什么永恒、绝对的价值。既然人生匆匆，富贵功名贫贱得失犹如浮云，不过如梦一般，那么自然没有什么必要执着追求。在传统思想中，庄子也阐述过“人生如梦”的思想，但道家之“人生如梦”强调的是人生价值的相对性，是为齐物逍遥的世界观寻找依据。而禅宗之空观则从哲学上深入论证了万法性空，“人生如棋”不仅仅是对人生的一种价值判断，而且反映了一种宇宙观，即从般若正智看来，一切（包括人生）都是如棋一般虚幻不实，转瞬即逝。
这样的思路延续下来，既然肯定了一切都是虚妄，那么，更重要是就是立足本心，求得一种心灵的超越和精神的自由。在接受了禅宗的人生哲学后，士大夫们心理愈加内敛封闭，借以调节心理平衡的东西也由立功边塞等外在活动转向自我解脱、忍辱负重等自我内心活动。“禅宗赖以成立的‘禅’其实已经悄悄地瓦解，禅宗作为信仰者精神解脱的监护与指导意味也在渐渐减退，宗教退化成了生活，由信仰而来的精神——超越被日常生活的平常绵延所替代，唯有一种以自然适意为最高理想生活境界的思路，渐渐在佛教信仰者尤其是上层信仰者中弥漫开来。”
正所谓“平常心是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闲事”就是生活中会妨碍平常心的事。心灵的明镜若蒙上了闲事的尘垢，则反映出来的万事万物亦将失去本来面目。心若能于一切境地保持宁静安详，什么时候不是好时节呢？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对这种人生哲学有下阐释：
自由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任何分别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思想的束缚，任何修行对他们来说也都是一种负担，这本来没有错；但是这种自由似乎走过了头，建立在一切否定的理路上，这就使它成了意识的玄想而不是人生实在的经验，特别对于一种要收拾人心拯救灵魂的宗教来说，这种趋向虚玄不切实用的思想更有可能只是成为少数思想杰出悟性颇高的人的心灵体验，而在多数修行者那里却成为逃避约束的遁词。
于是，由“人生如棋”的自觉而引申出对于平静无垢的“平常心”的追求，引申出一种“忍”的人生哲学，是围棋诗中常见的思路。如清朝醉禅师丈雪《佚老关中作》云：
人生好似一枰棋，局局赢来何作奇。
输我几分犹自可，让他两著不为迟。
休将胜负争闲气，毋倚神机相战持。
埋伏不如休意马，心王常湛即摩尼。
这首诗虽言棋，实际上只是因棋说法，诗人以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忘心无竞的禅门人生观，表现一种随缘任运、自然适意的境界，这也是禅宗所提倡的内心纤尘不染清净致极的人生境界。《大正藏·佛说圣法印经》说：“无我无欲心则休息，自然清净而得解脱，是名曰‘空’”。人之所以贪生恋世，苦难重重，有无穷烦恼，是因为人的的心灵不能解脱，不能超越、看破俗世的种种色相。所以，对任何事情都要以随意放任的自然态度去面对，自然能求得本心的清净恬淡，正如宋代诗人葛起耕在《安分》一诗中所说：“世情冷暖杯中酒，人事输赢局上棋。安分得闲闲最好，不须身外强寻思。”
传统的“独善其身”与禅宗的“自我解脱”嫁接，传统的“克己复礼”与佛教的乌龟人生哲学杂交，老庄的“无为”“自然”与士大夫的澹泊，自然生活情趣混合，在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士大夫那种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澹泊为特征的生活情趣，也融铸了中国士大夫极端内向、封闭的心理与克制、忍让、和谐的性格特征。
由这种性格特征所带来的，是围棋中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解脱而强调的旁观文化。虽然不强调胜负输赢看似消解了围棋中的矛盾，但仍然有“下棋”与“看棋”的分别。既然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无差别，那么，又何必“下棋”呢？如果说超脱胜负能给人带来安心适意的心理平衡，那么，不将自身处于黑白双方争斗之中，置身事外，不是更能超脱世俗，感悟人生吗？
于是，按照彻底的解脱的思想，弈棋本身也将被最终瓦解。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掬一壶清茶，洒一袖清风，便自然而然的拥有了一份浑然天成超脱于物的随性洒脱，也由此而有了以棋奁自况的咏物诗，郭麟《云藻明府索和咏物四首·棋奁》云：
文楸暖玉各纵横，争地如君置不争？
偶尔胸中分黑白，萧然局外见输赢。
裼裘客到姜芽敛，清簟人闲酒榼并。
数着未终残劫在，旁观着眼尚分明。
诗人以独特的眼光发现棋奁毫无机心、冷眼旁观的高明之处，对之大加赞赏。尽管以棋奁自况的作者胸蓄万势，却丝毫没有与人一较高下的冲动，只是一任风波起，我心如古井的冷眼观世。这种性格追求表面上看只是消解了围棋中的胜负撕杀，实际上却代表着士大夫们从精神层面上对尘世生活带来的种种失意、愁苦、悲伤和绝望的超脱。“追求享乐的本能和颐养天年的愿望混合了自古以来就被允许与赞赏的隐居避世、独善其身哲学，在禅宗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的推波助澜下占据了心灵”，使士大夫局促于内心世界这一块小小的天地中，学会了在内心中安稳地生活：“人生安分即逍遥，莫向明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谢功名有遗恨，争如刘阮醉陶陶”（戴复古《饮中达观》）。
从传统文化来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所谓隐逸，所谓清高，都与这种旁观心理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这种人生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围棋以及围棋所代表的深层含义，当古代知识分子从旁观文化的角度提出“所以达观者，袖手于其旁” （查慎行《题章岂绩观棋图》）这样的理论口号时，中国古代围棋在清中叶鼎盛之后的发展缓慢，甚至呈现出停滞乃至衰落的迹象，就无足为奇了。
“艺术的超越，不能是委之于冥想、思辩式的形而上学的超越，而必是在能见、能闻、能触的东西中，发现出新的存在。”[1] 从文化的本质而言，佛教禅宗中的诸多基因与围棋这一竞争型游戏有着原则性的矛盾，然而正是由于禅宗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灵上的深刻影响，使得博弈有了相异于其争斗本质的风格，围棋与禅宗之间矛盾却又融合的过程充分在围棋诗歌中表现出来，正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文人士大夫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禅宗美学的融会贯通。这正如何云波在《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一书中所说：
“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四史”，方圆黑白之间，蕴涵着一个无限丰富的世界。古人对围棋的读解，也许有洞见，有附会，有谬误，但正是在这种种的读解中，“弈”的意义也就变得无限的丰富。在围棋日益竞技化的今天，追寻一下弈艺的日渐远去的背影，蓦然回首，也许我们可以有所发现，有所会心。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围棋诗歌是围棋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涉及到作为竞技性游戏的围棋本身，又与封建士大夫们的人生哲学、审美趣味息息相关。古代围棋诗歌中所蕴涵的佛禅意蕴，正是这无限丰富的“弈”的意义中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棋、禅二者的探讨，更能丰富我们对于围棋文化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将围棋诗歌置于中国古代禅宗思想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而丰富我们对于传统的围棋文化的研究，展现古代士大夫们对于人生、世界的看法。素有“坐隐”之称的围棋，与禅宗中淡化胜负的观念相结合后，一方面衍生出众多的观棋诗歌，另一方面发展出独特的“旁观者清”的人生哲学。
关键词：围棋，诗歌，佛教，禅宗，士大夫
围棋是一种竞技性游戏，在古代又被列为琴棋书画四大艺术类别之一。它既有着独特的游戏魅力，也可以陶冶性情，更是坐隐忘忧的风流雅事。围棋之道包罗万千，且随着历史的流变，不断吸取兵家、道家、易经、佛禅等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基因，表现出浓厚的艺术性质。
自东汉班固作《弈旨》以来，历朝历代涌现了大量棋经、棋论，封建文人们吟咏围棋的诗词歌赋更是不胜枚举。随着围棋活动的普及和文人士大夫中围棋爱好者的增加，围棋逐渐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从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留下的为数众多的围棋诗词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流传甚广的禅宗，正以它独特的文化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封建士大夫们的深层心理结构，改变了他们艺术创作风格与审美趣味，从而对围棋文化本身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我们知道，生活对于士大夫是有着双重意味的。一方面，是责任与义务的完成，是儒家传统文化在文人心中不可动摇的根本地位，更是“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可在冷酷的现实压力下，他们又不断的追求着一种彼岸的超越和解脱，以在那里寻找到心灵的轻松。禅宗在一定程度上与老庄玄学交融汇合，共同融合成一种高超的处世智慧，使文人能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在社会天平上找到生存的支点，并以一种超脱旷达、傲世超然的心态立足于世。禅宗崇尚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一任自然的风格，逐步渗透到文学艺术和美学思想领域中，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禅宗看来，所谓境界，实际上是指心灵之境界，指心灵存在的方式或存在状态，“夫即心即境，终无心外之境；即境即心，亦无境外之心”（株宏《竹窗二笔·净土不可言说》）。而人生境界，乃是指人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状态。士大夫们一方面追求人生的自然适意、心灵的清净无垢，另一方面，权力中心的尔虞我诈、争名夺利又使他们内心不得清净。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素有“坐隐”之称的围棋以及它所被赋予的佛理禅趣，成为士人实践仕隐两兼、满足超世高洁情调的理想境地。而以棋观人生、世界、历史的结果，更使得棋隐有了多层面、多维度的表现。
同时，从社会人生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人生哲学越积越厚，成为中国民族心态中代代相传的一种潜在意识。李大钊先生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静的文化。他说：
“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惟其有动的文明，所以有动的生活；惟其有静的生活，所以有静的文明。故东方之生活为静的生活，西方之生活为动的生活。”
这种“静的文明”的心灵哲学特质就象树之根基，围棋以及围棋所代表的人生哲学不断的从中汲取养分，形成了独特的“棋隐”哲学。
一、长日唯销一局棋
自士阶层产生以来，仕隐之间的矛盾便一直是困扰士人身心的一大问题。无论是孔子所谓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或者是庄子推崇的“无己无功无名”故“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理想人格，都在事实上将入世与离世孤立为了对立的两极。而自魏晋开始流行的大乘般若学，却将这一矛盾还原成了一个“心”的问题。这意味着，只要人的内心有一方净土的存在，那么无论他在朝在野、守戒放纵，都可以可以享受到隐逸的自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核心精神的“隐”，在禅宗传入后，不再仅仅指山水、田园式生活状态的隐居，更是指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
那么，如何践履士人们这种优游进退的青山白云之念？文人又如何完满地解决宦途与隐逸的矛盾呢？日用无非道,安心即是禅。佛法是日用中的高情远韵,是“吃茶吃饭随时过,看水看山实畅情”式的“平常心合道”。禅宗以这种游世的洒脱代替了离世的贫困与入世的焦灼，不仅为士大夫们开辟了一条新的存在之路，同时，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具有了与“坐隐”和“忘忧”之称的围棋对接的可能。
著名的“观棋烂柯”传说中我们可略窥到围棋之“坐隐”“忘忧”的功能。这一传说在流传中曾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最详尽的当属南朝梁代任昉在《述异记》卷十中的记载：“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速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仙乡俄顷，人间百年”，为何人间和仙界在时间上存在这么大的反差？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编》中对此作过探究，他认为：“乐而时光易短易度，故天堂一夕、半日、一昼夜足抵人世五日、半载、乃至百岁、四千岁；苦而时光见长难过，故地域一年只抵人世一日。” 后人常借此典故表明围棋魅力之所在，足可以让人废寝忘食，忽略时间的流逝。唐太宗李世民作为“马上得天下”的一代雄主，在了解了围棋的奥妙之后，也不得不感叹 “方知仙岭侧，烂斧几寒芳”（《五言咏棋》）：正是因为领会了围棋的乐趣，所以才知道王质当年为什么会观棋烂柯了。明末画家陈洪绶极好围棋，曾有诗云：“宁愁斧柯烂，不顾灯花偏。”（《逢锡山过叟》）作此诗时，诗人正于旅途中邂逅国手过百龄并与之对弈，置枰手谈，全然不顾时间的流逝，直至掌灯时分仍未结束，痴迷之情可见一斑。
刘成纪在《青山道场——庄禅与中国诗学精神》中指出：“色相即法身，烦恼即菩提，沉入宗教的空幻世界与沉入当下的色相世界就没有什么区别；怀着一往情深介入生活、在色相世界里找快乐，与宗教的空观反而有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契合。” 随着围棋活动的普及与盛行，围棋成为士人们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所，更起到了解愁消忧的作用，正所谓“赊酒风前酌，留僧竹里棋。同人笑相问，羡我足闲时。”（姚合《闲居遣怀十首》）文人们醉心于“棋隐”的背后，是在世俗失落后聊以自慰的自由、自在、自乐。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士大夫对佛禅的接受，不仅与之所处的环境、时代有关，也取决于其个人经历，而禅宗对不同知识分子所发生的不同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对棋隐的态度。
白居易处身于动荡不安、矛盾重重的中唐社会环境中，在尖锐复杂的官场斗争中寻求出路。由于自幼所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一生信守儒家仁义道德的信条，主张“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贺雨》）。仕途的坎坷使他渐渐由积极上进的思想转为消极保身，并在此过程中滋长了佛教信仰。他对于禅宗各派、各种禅法兼容并包，习禅也仅仅出于游戏，对于佛教的态度正如他在《醉饮先生传》中的自述，乃是“栖心释氏”，而非栖身；是心灵的皈依，而非对现实感官享受的全然拒绝。也正是这种在当下生活和宗教超越之间游移的态度，使得他对于围棋的态度并非借之遁世或忘事，也较少有超世、厌世的思想。对于他来说，围棋与习禅一样，都是组成“独善其身”的一部分，其棋隐之志多表现为一种旷达乐天和闲适放纵的意识。围棋之坐隐忘忧既消解了出仕之劳辛，又无隐遁之苦寂，诗人藉弈棋来满足自己隐逸之思，表现一种恬淡的情怀。这在他的多首棋诗中均有表现，如“晚酒一两杯，夜棋三数局”（《郭虚舟相访》）、“花下放狂冲黑饮，灯前坐起彻明棋”（《独树浦雨夜寄李六郎中》）、“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送春唯有酒，销日不过棋”（《官舍闲题》）等等。棋隐只是他仕宦生活的补充，官要做得平稳，生活也要逸乐闲适，故而他即景而乐，随遇而安，借棋隐方式消融仕与隐的矛盾。白居易在唐以后成为士大夫们心目中入仕的典型，他的意义就在于向后世人展示另一种生活的模式，即抱着林泉之心优游于庙堂市朝之上，不仅可以将个体的身心之需调节得恰到好处，而且可以在进退之间获得生命的自在和安然。
晚唐诗人却不同，他们有着入仕的忧惧，有未入仕的愤懑，更有着国运颓败的幻灭。他们选择隐逸闲适的生活，已不是无可无不可的轻松洒脱，也不是类似于在家修行的亦官亦隐，而是在战乱环境中追求遁世的精神自由。在此意义上，晚唐诗人的隐逸更彻底，他们无法在事实上进行抗争，只能在幻想中求得心灵的解脱，棋隐也就成为了在日益腐败的现实中无可奈何的一种自我解脱。这种棋隐决不意味着忘情一切世事，而恰恰反映了诗人内心的不清静。在厌世、逃世的情思背后，隐含着的是对污浊黑暗社会的反抗与批判。
吴融有《山居即事四首》其三云：
万事翛然唯有棋，小轩高净簟凉时。
阑珊半局和微醉，花落中庭树影移。
诗人山居无事，在小轩中与友人一边弈棋一边饮酒；棋阑珊，酒微醉，举目一望，落花满地，庭树影移，顿时兴起一种岁月流逝，春光不再的感慨。诗歌中的醉心围棋的淡泊情思，是诗人安顿心灵、拯救自我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另一首《禅院奕棋偶题》则更表现出晚唐诗人在充满绝望的无所归依中，退回内心，泯灭得失荣辱，寻求以棋隐世的内心情怀：
裛尘丝雨送微凉，偶出樊笼入道场。
半偈已能消万事，一枰兼得了残阳。
寻知世事都如梦，自喜心身甚不忙。
更约西风摇落后，醉来终日卧禅房。
面对时代的动乱和官场的黑暗，诗人充满了无法派遣的苦闷和事实如梦的幻灭之感。外部的失望让诗人退回内心，只有参禅颂偈和置局对弈，是他追求解脱取得心理平衡的唯一道路。诗人虽然表面上借着抽象的佛家义理领会了“万事如梦”的世理，却始终无法摆脱内心深处伤感失落的情怀，也无法由此获得一份悠闲平静。反而在这西风摇落的丝雨残阳中，体会到一种人生的失落感和价值追求上的迷惘。
宋代实行的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政治，文人受到广泛重用。但封建朝廷为防止文官专权，又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因此，官吏们稍不留心，就可能遭到言官的弹劾而被免职、贬官、流放。宋代又是党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其间虽涉及是非曲直，但往往夹杂着意气，动辄相互残酷倾轧。朝臣之间党同伐异，势同水火。宋代士人既想与现实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又想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不为外物所役，获得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围棋不仅成为他们避世休闲的活动，而且是其彰显人格精神的载体。棋隐的出现，调和了宋人仕与隐的两难，实现了仕之功业与隐之洒脱的两全。一些政务缠身的官吏通常选择退朝或休沐时享受棋隐之乐，藉弈棋来满足自己隐逸之思，表现其恬淡的情怀，黄庭坚《弈棋二首呈任公渐》其一云：
无公事负朝暄，三百枯棋共一樽。
坐隐不知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
簿书堆积尘生案，车马淹留客在门。
战胜将骄疑必败，果然终取敌兵翻。
在没有公务的早上，以棋会友。“岩穴乐”即为隐者之乐，与围棋“坐隐”之称相对，“俗人言”多指聒噪之语，反衬出围棋“手谈”之高雅情怀。既见棋情又紧扣字意，确实妙不可言。在诗人这里，理想的棋隐既非中唐的放任洒脱，也不是晚唐时期的逃世隐遁，而是注重心性主体精神化修炼的“心隐”。他在另一首《观叔祖少卿弈棋》诗中说到：“世上滔滔声利间，独凭棋局老青山。”将禅宗强调的心性修养与自己爱好的围棋联系了起来。诗人就象一个冷静自持的哲人，醉心围棋并以此抵御外界的“滔滔声利”，从而获得一种如“青山”般坚固永恒的心境。正如周裕锴在《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中认为“黄庭坚接收得更多的是禅宗的心性哲学，以本心为真如，追求主体道德人格的完善，以心性的觉悟获得生死解脱，使忧患悲戚无处安身”。对于诗人而言，禅学已有一种肯定人生的积极意义。
二、人事输赢局上棋
“何处逢神仙？传此棋上旨。”（范仲淹《赠棋者》）围棋本是“仙家养性乐道之具也”，传入人间，自然耗费光阴。“观棋烂柯”虽然一方面使诗人们获得棋隐的快乐，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得不正视时间的存在性。时间的流逝带来了死亡的必然，人生的短暂带来了无尽的遗憾，这种古老而深沉的生命忧患意识强烈的困扰着诗人们，不由的他们不长叹一声：“个是仙家事，何人合用心。几时终一局，万木老千岑。有路如飞出，无机似陆沈。樵夫可能解，也此废光阴。”（齐己《五律·和郑谷郎中看棋》）
“逝者如斯夫”本就是人生永恒的悲哀，对于许多徒有壮志、才不得施的中国古代文人，悲情则更为深重。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发现这样一种真相：宇宙自然了无时间伤害的痕迹，而人世社会却往往被时间践踏得遍体鳞伤”。唐代诗人孟郊早年生活贫困，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至贞观十二年近五十岁才中进士。记游诗《烂柯石》便流露出他悲掉人生短暂，命运不济的感触：
仙界一日内，人间千载穷。
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
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
唯馀石桥在，犹自凌丹虹。
看着烂柯古迹，仙人已去，仙境难期。在这里，“石桥”的意象实际上代表了永恒不变的自然，与之相比，人在世间的追求和理想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悲叹背后，是诗人对难以驾御的乖蹙命运，既孤芳自赏又不甘沉寂的复杂心情。无论诗人是否真的相信仙人的存在，他的内心深处都痛切地感受到了生命之无所依托和命运之动荡漂泊的悲哀。
“游戏一弹棋，岁月驹隙过。不如两忘机，石上跏趺坐。”（刘过《游郭希吕石洞二十咏·小烂柯》）既然人生绝对无法永恒，那么，又何必为此痛苦呢？中国化的禅宗思想，将般若之空与老庄之无融会贯通成为一种自然人生的最高境界，进入了中国中古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影响了他们对人生、宇宙的认识。“文人士大夫在宗教信仰上是自由的……他们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在信仰上他们是自由的，因为禅宗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思想与人生的兴趣而不是崇拜与信仰的对象。” 的确，在文人士大夫中极为流行，并且符合中国人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味的禅宗，与其说它是一种宗教，不如说它更像一种生活方式、人生哲学。
上文已经讨论过，诗人们以禅心观照围棋，否认棋中的胜负输赢；反过来，棋中的输赢观又影响了诗人们对人生、历史的观照。士大夫们于棋中体验到空廓寂寥的心灵状态，并将这种状态扩散到整个宇宙，体会到一切皆是虚妄、万象皆无差别的“空”。当他们感受到人生的痛苦，寻求自我解脱的道路时，便以棋为象征，宣扬人生如梦，提倡无心无念，追求荣辱齐怀的坦然心境。
宋代诗人方回有诗歌《题李提举心远轩》云：
心远渊明拟问之，悠然身世见山时。
强名真意元无物，缘底忘言更有诗。
宇宙襟怀千斛酒，王侯勋业一枰棋。
古来大隐在朝市，可待休官办菊篱。
这种将王侯霸业比喻为棋的主题在棋诗中反复出现，这一题材表现了士大夫们对人生的理解。“枯荣不须计，千古一棋枰”（《後出门散步》），“复罢残棋何眼算，输赢只在纸盘中”（钱谦益《后观棋六绝句》其六），“人生胜败寻常有，一局何劳重蹉跎”（孙枝蔚《棋客》）。正是因为受到禅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影响，诗人将真实的人生虚幻化了，赋予人生以幻灭、虚无、不可捉摸的性质，强调人生中没有什么永恒、绝对的价值。既然人生匆匆，富贵功名贫贱得失犹如浮云，不过如梦一般，那么自然没有什么必要执着追求。在传统思想中，庄子也阐述过“人生如梦”的思想，但道家之“人生如梦”强调的是人生价值的相对性，是为齐物逍遥的世界观寻找依据。而禅宗之空观则从哲学上深入论证了万法性空，“人生如棋”不仅仅是对人生的一种价值判断，而且反映了一种宇宙观，即从般若正智看来，一切（包括人生）都是如棋一般虚幻不实，转瞬即逝。
这样的思路延续下来，既然肯定了一切都是虚妄，那么，更重要是就是立足本心，求得一种心灵的超越和精神的自由。在接受了禅宗的人生哲学后，士大夫们心理愈加内敛封闭，借以调节心理平衡的东西也由立功边塞等外在活动转向自我解脱、忍辱负重等自我内心活动。“禅宗赖以成立的‘禅’其实已经悄悄地瓦解，禅宗作为信仰者精神解脱的监护与指导意味也在渐渐减退，宗教退化成了生活，由信仰而来的精神——超越被日常生活的平常绵延所替代，唯有一种以自然适意为最高理想生活境界的思路，渐渐在佛教信仰者尤其是上层信仰者中弥漫开来。”
正所谓“平常心是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闲事”就是生活中会妨碍平常心的事。心灵的明镜若蒙上了闲事的尘垢，则反映出来的万事万物亦将失去本来面目。心若能于一切境地保持宁静安详，什么时候不是好时节呢？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对这种人生哲学有下阐释：
自由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任何分别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思想的束缚，任何修行对他们来说也都是一种负担，这本来没有错；但是这种自由似乎走过了头，建立在一切否定的理路上，这就使它成了意识的玄想而不是人生实在的经验，特别对于一种要收拾人心拯救灵魂的宗教来说，这种趋向虚玄不切实用的思想更有可能只是成为少数思想杰出悟性颇高的人的心灵体验，而在多数修行者那里却成为逃避约束的遁词。
于是，由“人生如棋”的自觉而引申出对于平静无垢的“平常心”的追求，引申出一种“忍”的人生哲学，是围棋诗中常见的思路。如清朝醉禅师丈雪《佚老关中作》云：
人生好似一枰棋，局局赢来何作奇。
输我几分犹自可，让他两著不为迟。
休将胜负争闲气，毋倚神机相战持。
埋伏不如休意马，心王常湛即摩尼。
这首诗虽言棋，实际上只是因棋说法，诗人以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忘心无竞的禅门人生观，表现一种随缘任运、自然适意的境界，这也是禅宗所提倡的内心纤尘不染清净致极的人生境界。《大正藏·佛说圣法印经》说：“无我无欲心则休息，自然清净而得解脱，是名曰‘空’”。人之所以贪生恋世，苦难重重，有无穷烦恼，是因为人的的心灵不能解脱，不能超越、看破俗世的种种色相。所以，对任何事情都要以随意放任的自然态度去面对，自然能求得本心的清净恬淡，正如宋代诗人葛起耕在《安分》一诗中所说：“世情冷暖杯中酒，人事输赢局上棋。安分得闲闲最好，不须身外强寻思。”
传统的“独善其身”与禅宗的“自我解脱”嫁接，传统的“克己复礼”与佛教的乌龟人生哲学杂交，老庄的“无为”“自然”与士大夫的澹泊，自然生活情趣混合，在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士大夫那种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澹泊为特征的生活情趣，也融铸了中国士大夫极端内向、封闭的心理与克制、忍让、和谐的性格特征。
由这种性格特征所带来的，是围棋中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解脱而强调的旁观文化。虽然不强调胜负输赢看似消解了围棋中的矛盾，但仍然有“下棋”与“看棋”的分别。既然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无差别，那么，又何必“下棋”呢？如果说超脱胜负能给人带来安心适意的心理平衡，那么，不将自身处于黑白双方争斗之中，置身事外，不是更能超脱世俗，感悟人生吗？
于是，按照彻底的解脱的思想，弈棋本身也将被最终瓦解。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掬一壶清茶，洒一袖清风，便自然而然的拥有了一份浑然天成超脱于物的随性洒脱，也由此而有了以棋奁自况的咏物诗，郭麟《云藻明府索和咏物四首·棋奁》云：
文楸暖玉各纵横，争地如君置不争？
偶尔胸中分黑白，萧然局外见输赢。
裼裘客到姜芽敛，清簟人闲酒榼并。
数着未终残劫在，旁观着眼尚分明。
诗人以独特的眼光发现棋奁毫无机心、冷眼旁观的高明之处，对之大加赞赏。尽管以棋奁自况的作者胸蓄万势，却丝毫没有与人一较高下的冲动，只是一任风波起，我心如古井的冷眼观世。这种性格追求表面上看只是消解了围棋中的胜负撕杀，实际上却代表着士大夫们从精神层面上对尘世生活带来的种种失意、愁苦、悲伤和绝望的超脱。“追求享乐的本能和颐养天年的愿望混合了自古以来就被允许与赞赏的隐居避世、独善其身哲学，在禅宗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的推波助澜下占据了心灵”，使士大夫局促于内心世界这一块小小的天地中，学会了在内心中安稳地生活：“人生安分即逍遥，莫向明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谢功名有遗恨，争如刘阮醉陶陶”（戴复古《饮中达观》）。
从传统文化来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所谓隐逸，所谓清高，都与这种旁观心理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这种人生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围棋以及围棋所代表的深层含义，当古代知识分子从旁观文化的角度提出“所以达观者，袖手于其旁” （查慎行《题章岂绩观棋图》）这样的理论口号时，中国古代围棋在清中叶鼎盛之后的发展缓慢，甚至呈现出停滞乃至衰落的迹象，就无足为奇了。
“艺术的超越，不能是委之于冥想、思辩式的形而上学的超越，而必是在能见、能闻、能触的东西中，发现出新的存在。”[1] 从文化的本质而言，佛教禅宗中的诸多基因与围棋这一竞争型游戏有着原则性的矛盾，然而正是由于禅宗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灵上的深刻影响，使得博弈有了相异于其争斗本质的风格，围棋与禅宗之间矛盾却又融合的过程充分在围棋诗歌中表现出来，正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文人士大夫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禅宗美学的融会贯通。这正如何云波在《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一书中所说：
“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四史”，方圆黑白之间，蕴涵着一个无限丰富的世界。古人对围棋的读解，也许有洞见，有附会，有谬误，但正是在这种种的读解中，“弈”的意义也就变得无限的丰富。在围棋日益竞技化的今天，追寻一下弈艺的日渐远去的背影，蓦然回首，也许我们可以有所发现，有所会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