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峰会银奖征文：围棋方法初论（武振平）
离退之后，始得有闲，能够忘忧清乐，重新拾起少年时代沉湎其中的手谈之戏。于是，由迷于对弈而乐于打谱，由乐于打谱而醉读棋书。从我国现存第一篇围棋经典、东汉《弈旨》而下，浏览了一千多年来几十位名家著述：棋经、棋诀、序跋、诗赋、传说……虽未敢言登堂入室，但仿佛通过时间隧道，面聆古人教诲，大开茅塞。更惊叹于我们的祖先，不但以其非凡的聪明智慧，创造并逐步完善了这样一个奇妙复杂、趣味无穷的棋种，而且以其深邃的理性思辩，衍生了丰富宏大的围棋文化，并不断探索围棋内在的矛盾运动，逐步掌握了其中某些客观规律。
我国古代论著，大都言简意赅，很少详析铺陈，围棋经典也不例外。但细心玩味，则可体会其思想光辉灿烂，虽逾千年而不灭。对于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不加以继承吸收、整理发扬，则不仅是围棋事业的损失，亦是我国思想文化的损失。特别是如果把围棋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对弈厮杀的技艺，放弃挖掘其中更深层次思想方法的宝藏，实在是对围棋资源的浪费，愧对古人。可惜，这一点还没有引起我国围棋界应有的重视，他们只是汲汲于比不完的赛事，争不完的名次奖金。至于日本、韩国更不必谈了。
但是，围棋典籍广博精深，欲穷其精髓，绝非一人一日之功。本文仅就其中关于方法论的思想遗产，略谈一点读书所得。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多爱好者的兴趣，参加到这方面的研究行列中来，共同挖掘传统宝藏。
一、一个古老的“秘密”
古人论弈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总是喜欢将围棋和宇宙自然及社会人生联系起来，相提并论。最早的当推班固，他在《弈旨》中说：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天上人间，几乎无所不包了。以围棋与宇宙自然为例，围棋有一个正方的棋盘和361颗黑白棋子，班固就说：“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阴阳分也。骈罗并列，效天文也。”此后一二千年间，高手名家都离不开这一思路。北宋张学士在《棋经十三篇》中，更把围棋棋局比做一年四季的阴阳节气，他说：棋路“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为四隅，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直到十九世纪清末施定庵在《弈理指归·序》中说：“弈之为道，数叶天垣，理参河洛，阴阳之体用，奇正之经权，无不寓焉。是以变化无穷，古今各异，非心与天游、神与物会者，未易臻其至也。”
围棋与兵法的联想类比，更是古人弈论中谈得最多的一个热点。东汉马融《围棋赋》中，从头到尾比赋的都是兵法军事：“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战相当。”有些弈论甚至例举历史上著名战役、著名将帅的经验教训，与围棋对局相印证。曹魏时期应炀著《弈势》，论述棋局中虚实互用、出奇制胜的谋略，就引证了韩信破赵、曹操官渡之战等史例；论述对弈中必须计算周全、当机立断，就印证了项羽之失、夫差之败。史家认为，《围棋十三篇》的篇名，即仿自《孙子十三篇》，其中许多论述，都将围棋棋理与孙武兵法相类比，例如，论对弈中知己知彼：“夫智者见于未萌，愚者暗于成事。故知己之害而备彼之利者，胜。知可以战不可以战者，胜。”施定庵在《弈理指归·序》中说：“古人以弈喻兵，体用皆合，此不易之成法，必循之途辙”。
弈与兵“体”“用”皆合，这真是最“彻底”的论断了。
从对弈中得出社会人生的感悟，也是古代棋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人常常把棋局输赢的急剧变幻、胜败的迅速转换，比之人事祸福无常、官场沉浮莫测。清《官子谱》编者陶玉式，曾官居扬州两淮盐运使炙手可热的高位，但上任不久就因故罢官，触犯“上怒”，差点送了性命（原因待查）。他在此谱《序言》中慨然叹道：“至若宦海风波，仕途荆棘，升沉倏易，情态顿殊，天下事何者非弈而后逞？胜负争于一着，变化妙于机先，则全局系于官子岂少哉！”这一段话未必不是此公坎坷命运的夫子自叹。陶的好友、号称清初国手的吴瑞徵也以其多年的阅历，觉察到围棋与人生之相似：“弈之为用神也，盖人事之险阻，物情之变幻，可以一弈悟之。故忧乐之境，顷刻各殊，祸福之机，循环相倚。” 其他如将围棋与政治斗争、读书学习、处世道德……联想类比、相提并论者，在古代弈论中，比比皆是。
古人如此将围棋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许多现象联想并论，到底有没有理性依据？有没有认识价值？应该承认，这些联想并非毫无根据。在长期的对弈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古人觉察到，围棋内在的矛盾运动与宇宙社会许多事物的运动，有惊人相似之处，猜测到其中具有某些相通的东西，这是十分可贵的，显示了二千年间，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卓越的智慧、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但是，宇宙人生与围棋毕竟不是同类事物，他们之间的“相通”不可能是直接的，必定有某一桥梁和渠道。古人由于认识的局限，不可能从现象的相似，从理性上揭示其本质上相通的“秘密”，往往凭感性牵强附会地硬将二者划上等号，或者涂上一层神秘色彩，陷入不可知论，说是妙不可言，深不可测。元末虞集就将其所编围棋文论取名为《玄玄棋经》，并在“序言”中说：围棋“学之通玄，可以拟诸老子众妙之门……出没变化，深不可测。”这种“不可知论”的神秘雾幕，覆盖了中国围棋界几千年（甚至还延续到今天），直到清初康熙年间，才被一位棋家朱弘祉揭开了一角。他在前人多年探索的基础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为破译这个“秘密”，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二、围棋方法的三个层次
朱弘祉，山东历城人，曾官至御史巡抚。1690年前后，在为其友陶玉式《官子谱》一书所作序中，批评当时某些棋手浅薄浮躁，“不寻旨趣，墨守成规，偶窃其一知半解而自负曰：吾进乎技矣。噫！是乌足与之论弈哉？”这位巡抚大人棋艺水平如何，围棋史上不见其名传，但他却以“知弈而能言弈者莫余若也”自负。果然，细读序文，此公真有超越同时代人的真知卓见。他说：“他人之谱，专乎理以为言也；陶子之谱，兼乎道以为言也。”他认为，陶玉式的《官子谱》，不仅讲棋“理”，而且兼讲棋“道”。围棋复杂多变、妙趣无穷，其中并非无规律可寻，这就是围棋的客观规律，就是围棋的“理”和“道”，也就是围棋的方法。会下棋的人，总要多少懂得一些基本方法，善于下棋的人，懂得更多更深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之间是有区别、有层次的，对此，许多棋家往往不加注意，也不知道注意。正所谓“知弈而不能言弈”。在古代典籍中，也都把这些方法煮在一起，不加区别。朱弘祉在围棋的方法论领域却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天下未有舍理而可言艺者也，则亦未有舍道而可言理者也。”也就是说，离开“棋理”就不足以谈“棋艺”，离开“棋道”就不足以谈“棋理”。在这个命题中，他所提出围棋的“艺”、“理”、“道”这三个概念，虽然未必是他的初创，但是，把“棋艺”、“棋理”、“棋道”作为围棋方法系列的三个层次确定下来，并且揭示了三者之间统帅和被统帅的逻辑关系，却是前无古人的发现，言以往棋家所不能言，显示了可贵的科学创见。
什么是“棋艺”？这是古往今来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朱弘祉说：“弈者艺也”，意思就是指对弈过程中的技艺方法。对弈双方交替下子，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紧张激烈，变化无穷，这是围棋最吸引人的地方。为了提高技艺，古今中外多少棋迷为此废寝忘食，乐而忘忧；多少棋手为此拼死求胜，呕心沥血。任何竞技都需要特定的技艺，而围棋这样复杂多变的棋种，欲求克敌致胜，尤需高超精细的技艺。从序盘布局、中盘拼杀到终盘收官，在几百手行棋中，几乎每一手都离不开特定的技法手段。因此，技艺方法从来都受到棋家的重视，在我国历代典籍中，技艺方法大概要占十之七、八。古代棋手从长期对弈实践中，总结了几百种技法、成百套定式，大如布局定型，小如劫争打入……都有详尽的记述。施定庵著《凡事要处总诀》8就列举了五十多条技法，如“起手据边隅”、“入腹争正面”、“七子沿边活也输”、“立二拆三三拆四”，这些方法到现在仍为棋手记诵的常识。历代高手所以能称霸一时一地，主要也由于他在当时当地技高一筹，艺压群伦。他们为了提高技艺，不惜倾注毕生心血，刻苦钻研，周游南北，寻师访友。
20世纪以来，由于国内、国际比赛竞争激烈，各国围棋界技艺水平大大超过前人，对棋艺的研究总结也不遗余力，提出了许多新的技法、定式、套路……这方面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以日本围棋界起步最早，成就也最大。韩国围棋界后来居上，呈现领先态势。近二十年来，我国棋家急起直追，也不断做出新的贡献。他们的创造发明（如布局中的某某流等等）大大发展丰富了围棋的技艺学。
围棋技艺方法是围棋方法的表层部分，是看得见的、容易理解的层次，也是入门必经的层次。它虽然只是表浅的层次，但却是基础层次，是围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棋理”、“棋道”得以发生的土壤。只有技艺方法的不断进步，才有围棋的不断发展，也才有“棋理”、“棋道”的不断丰富深化。可是，朱弘祉为什么又说“天下未有舍理而可言艺者也”呢？这就需要考察棋理的内涵和作用了。
什么是“棋理”？朱弘祉说：“理者谱也”，“专乎理以为言也”。棋谱在古代除了记录对局过程以外，常常用来总结攻守成败的经验，从理论上探讨行棋的规律。如前所述，对弈中双方行棋不是无序的杂乱现象，其间存在着不以棋手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棋手可以运用这些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各种战术手段和技艺方法，去克敌制胜，却不能违背这些规律，任意行棋，否则必将导致失败。这些规律的理论表现就是棋理。对弈中，棋手看来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自行选点落子，其实也是很不“自由”的，他必须服从规律，服从棋理。行棋中常常出现“无理棋”、“随手棋”，所谓“无理”，就是违背规律、违背棋理。所谓“随手”，就是手指离开大脑的理性指挥，不自觉地离开棋理。
施定庵在《弈理指归·序》中，记述过一段经历，回忆他所受前辈梁魏今（清“四大棋家”之一）的教诲。“岁壬子（1732年），偕梁丈游岘山，见山下出泉潆漾纡余，顾而乐之。丈曰：‘子之弈工矣，盍会心于此乎？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竞，乃弈之道也。子锐意深求，则过犹不及，故三载仍未脱一先耳！’余因悟化机流行，无所迹象；百工造极，咸出自然。”据说，施定庵经此指点，技法大进。梁魏今所说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也就是不可违抗的棋理的客观性。
理论来自实践，围棋的理论也来自对弈实践，蕴藏在技艺经验、棋艺方法之中。从丰富的棋艺方法中，可以抽象概括出深刻的棋理。棋艺方法是围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棋理方法赖以产生的基础，是棋理的根据和载体。理论来自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因之，棋理一经产生，它就能发挥指导作用，反过来统帅棋艺。“天下未有舍理而可言艺者也”，这句话的真理性就在于此。
历代高手名家经过反复竞技实践，总结名局经验，发现了许多行棋的规律，抽象为理论，表述为文字，便形成了一系列棋理。我国典籍中大量的棋经、棋诀、格言、谚语……就记载了这些光辉的理论定则。例如，围棋中的一个重要手法——弃子问题，相传远在唐代出现的《围棋十诀》中，就提出了“弃子争先”、“逢危需弃”、“舍小就大”……等等原则主张，短短数语，却已不是一般的技艺手法，而是揭示了行棋的规律，形成理论思维，一直为千百年来棋手所遵循。它告诉棋手，在行棋中，并不是每一个棋子都要死保不放的，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或者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有些小子甚至小地块必须加以放弃。反之，如果为了死保一二个孤子、一小块地，结果孤子得保，却落得后手；小地解危，大场沦没；舍大就小，优势丧失。这就是规律，就是棋理。只有在这棋理指导下，一切技艺手法才有意义。一个棋手如果只知棋艺不懂棋理，不遵循规律，盲目乱下，临危不弃，舍大就小，保子失先……即使棋艺再精，也必败无疑。
在古代典籍中，《棋经十三篇》是一部最全面、最系统阐述棋理的著作，从第一篇“棋局”到第十三篇“杂说”，都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深刻地阐述了有关的棋理，至今仍为各国棋手所遵循。
当代我国围棋界对棋理的研究，虽然大大落后于棋艺，但是近年来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过惕生、栗闻合著《围棋战理》10就是一部。此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棋理。作者以矛盾的观点，从对弈实践中归纳了十对矛盾，如“先手和后手”、“大棋和小棋”、“虚势和实地”、“舍弃和取得”……等等，并且作了相应的分析，这些都是其他棋理著作未加论述过的。另一本白小川著《围棋思维技巧》，也对《棋经十三篇》的棋理，逐篇进行了有意义的分析。
三、棋道——围棋辩证法
如果说，“天下未有舍理而可言艺者也”，离开棋理就谈不上棋艺，这个论断已为古今棋家所理解和认同，那么，“天下亦未有舍道而可言理者也”，能够理解的人就很少了，能够认同的人就更少了。古今皆然，这就是巡抚朱大人高于前人甚至某些今人之处。
什么是“棋道”？在古代典藉中，也具有多种含义。在这里，朱弘祉是从方法学的视角考察的，他说：“吾子（按：指陶式玉）之于弈也，其与《易》之道相表里乎！”朱弘祉认为，弈之“道”和《易》之“道”是“相表里”的。甚至认为，“弈也，而即《易》也，外此则筌蹄糟粕耳！”这就把二者划上了等号。古人对《易》有多种多样的理解，而朱弘祉所理解的《易》是：“凡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义，毕具其中。而其错综变化、出有入无之妙，乃至于光绍三才，囊刮万里”。他认为，与《易》相比较，“弈亦犹是也”。弈有“有形之弈”和隐藏在“有形之弈”下面的“无形之弈”,在“无形之弈”中，也活跃着与《易》同样的“理”与“道”：“一枰之内，何以奇正迥殊？两阵之间，何以坚瑕互异？何以将负者反胜而收功于善后？何以诡得者复失而取于凶终？”这一连串的反问，都是为了证明弈与《易》之道相通。
在朱弘祉之前，将围棋与《易》加以联系类比的，大有人在，但往往是笼统的一两句话，未能进一步阐述，或者加以神秘化。朱弘祉却是第一次从本质上进行了如此具体而深刻的理性比较和分析。可惜的是，弈与《易》到底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道”相通之处在哪里？他却说不出来。他的双脚已经走到科学方法的大门口了，却没有能跨进门坎去，徒慨叹于“不可以象叹，不可以辞达”，从门前遛过了。这是这位巡抚大人的时代局限，不应苛求。一位哲人说过，对于古人的评价，重要的不是他没有讲过什么，而是他讲过前人没有讲过的什么。朱弘祉对于“棋道”讲了这么多，已经很难为他了，如何进一步加以充分的、科学的阐述，就是我们后人的责任了。
学术界目前对《易》已经大体上有了一个共识：这部中国最古老的哲学典藉，虽然夹杂有许多唯心的、神秘的糟粕，但却概括了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诸多矛盾现象，并揭示了这些现象中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的规律，闪耀着朴素的辨证方法光辉。“ 弈也，而即《易》也”，弈和《易》正是通过辩证法“即”起来了。为什么在《易》里，“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义”得以“毕具其中”？是辩证法！为什么对弈中，“将负者反胜而收功于善后”，“诡得者复失而取于凶终”？也是辩证法！弈与《易》“相表里”的《易》之“道”，就是辩证法之“道”，也就是围棋方法之“道”。
对立统一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矛盾着的双方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又互相斗争、互相转化，从而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围棋的内部矛盾运动也是如此，黑白双方共处于同一棋枰之上，没有白就没有黑，没有黑就没有白，也就没有了围棋，这显示了互相依存、互相连结的关系；而为了棋局的取胜，双方又竭力克制对方、侵杀对方，表现为紧张激烈的对立和斗争。从布局开始到收官结束，每一着棋都是这矛盾斗争过程的一个环节；你死我活，你进我退，一着之间，变化立现，正所谓“将负者反胜”、“诡得者复失”，自始至终都处于又斗争又同一的矛盾运动之中。
由此可见，正是《易》中的辩证法，将围棋和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联系起来了。古人所谓围棋中“天地之理，无不备焉”，其实，“备”并不在围棋，而在辩证法。所谓“天地之象”、“帝王之治”、“五霸之权”、“战国之事”，所谓“宦海风波、仕途荆棘”，“备”也不在围棋，而在辩证法。辩证法正是沟通围棋和宇宙社会各种现象的渠道和桥梁。《棋经》所谓“黑白相半，以法阴阳”，只能说明两者都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存在谁“法”谁的问题。施定庵说，弈之为道，“阴阳之体用，奇正之经权，无不寓焉”。所谓“阴阳”、“奇正”之体用和经权，和围棋之“道”一样，都“寓”于辨证法之中，而非“寓“于围棋之中。至于古人将棋局的输赢变幻、胜败转换，比之人事祸福无常，官场沉浮跌宕，从而慨叹“弈之为用神也”。其实，社会对立斗争尖锐复杂，祸福矛盾的转换变幻，与围棋官子的胜败输赢，都受制于辩证法的客观规律，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而非围棋“为用”之“神”。离开辩证法看围棋，当然难免流于神秘化了。
四、辩证法——围棋方法的核心和灵魂
科学学科的方法论，一般都具有三个层次：技术方法、具体方法和一般方法，三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朱弘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自觉地触及了方法论本身的这一规律。他提出的棋艺、棋理、棋道这三个层次，恰恰是围棋的技术方法、具体方法和一般方法，它们互为条件，彼此促进，推动了围棋的发展。更可贵的是，他还揭示了这三者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天下未有舍理而可言艺者也，则亦未有舍道而可言理者也。”
棋理统帅棋艺，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可是，棋道又怎么统帅棋理呢？棋道是客观规律，棋理也是客观规律，二者虽然同是客观规律，但却是不同层次的规律。棋理是围棋的具体规律（也就是“具体方法”），而棋道却是围棋的一般规律（也就是“一般”方法），是更高一层、更普遍的规律。具体规律要服从一般规律，具体方法要服从一般方法，棋理当然要服从棋道了。
从字义学的角度看，“棋理”“棋道”这两个词的选用，也有其渊源。在我国哲学史上，“理”和“道”这两个范畴的界说，纷纭不一，但是比较普遍认同的是，“理”是事物的具体规律，“道”是事物的一般规律。韩非子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也就是说，“道”是综合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发展的总规律，“道”寓于“理”之中，又离不开“理”；“理”体现了“道”，又服从于“道”。以此来阐述“棋理”和“棋道”的关系，也是十分恰当的。
围棋辩证法是围棋方法的深层内核，是围棋的灵魂，是最有光彩的部分。它统帅棋理，又寓于棋理之中，试观《棋经十三篇》，从头到尾提出了一系列成对的范畴，都贯串了辩证法。其中“得算篇第二”云：“棋者，以正合其势，以权制其敌”；又云：“始以正合，终以奇胜”。说的是“正”与“权”、“正” 与“奇”的辩证法。“合战篇第四”云：“宁输数子，不失一先”；又云：“有先而后，有后而先”。说的是“先”与“后”的辩证法。又云：“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说的是“阔”与“密”的辩证法。又云：“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之以取势”；“弃小而不就者，有图大之心也”。说的是“弃”与“取”的辩证法。“虚实篇第五”云：“投棋勿逼，逼则彼实而我虚；虚则易攻，实则难破”。说的是“虚”与“实”的辩证法。其他如“知己”与“知彼”、“贪”与“廉”、“益”与“损”、“强”与“弱”……等等围棋中一系列辨证统一的关系，都得到相应的表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围棋的辨证方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那么，这些概念和范畴，又是怎样既矛盾斗争又同一转化的呢？试举围棋布局中“地”和“势”这一对范畴的关系以言之。在序盘布局之初，有人喜欢取“势”，有人喜欢取“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和趣向，都符合棋理。虚势和实地又往往不可得兼，得“势”者失“地”，得“地”者失“势”，这是二者的矛盾对立。围棋的胜负是以黑白双方各得子目多少计算的，也就是以得“地”多少计算的。为什么有些棋手却又舍“地”取“势”呢？原来，二者又是可以同一、转化的。“势”可以转化为“地”，取“势”的目的也是为了取“地”，或者说，为了夺取更大的“地”。所谓舍“地”取“势”，其实是舍较小的“地”争夺更大的“地”。不过，“势”毕竟是虚的，所谓“虚势”，它不是现实的“地”，而是可能的“地”，经过转化可能得到的“地”。所以，取“势”的一方，总是运用一切手段使“势”向“地”转化，以争夺胜利。而宇宙间任何事物矛盾的一方向对方转化，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中介。围棋的“势”向“地”转化也需要一个中介，笔者认为，这个中介就是“空”。所以，取“势”的一方，总是采取斥、补等手段，使“势”成“空”，成了“空”，虚“势”基本上也就成了实“地”。而对方则是针锋相对，采用一切手段，打入、侵削，来减弱“势”的影响，破坏“势”的子效，使“空”成不了，或尽量剥削压缩到最小限度。从而展开一场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战斗，战斗的焦点，就是争夺“空”这个中介。通过这一战斗，如果取“势”的一方占了上风，战胜了对方的侵入，“虚势”就转化为“实地”；反之，对方破空成功，这一转化就不能实现，“势”也就化为乌有，失去作用了。这便是“势”和“地”既对立斗争，又统一转化的轨迹。
因此，如果我们理解围棋之“道”——围棋辩证法，我们就可以更深地理解取“势”和取“地”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更自觉地掌握这一条棋理。“天下未有舍道而可言理者也”，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也就在此。
“势”和“地”仅是围棋辩证法中的一对范畴，此外还有许多范畴，如“死”与“活”、“先”与“后”、“弃”与“取”……等等，围棋辩证法到底有多少对范畴，这些范畴的辨证关系到底如何，都有待深入研究。
五、围棋辩证法的现实意义
朱弘祉说：“天下未有舍道而可言理者也”。研究“棋道”，研究辩证法，对于专业棋手、广大棋迷，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或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棋道”，也没有学过辩证法，只是懂得“棋理”，我照样可以赢棋，可以得冠军。此言可信。但是，朱弘祉的话也没有讲错。正如前说，棋道（即围棋辩证法）寓于棋理之中，只要你真正遵循了棋理，也就是遵循了辩证法，这显示你多少掌握了一点辩证法，不过不自觉而已。例如，布局之初，你在选择取势或取地的时候，懂得二者都合棋理，这就显示了你已经掌握了“势”和“地”的辨证关系。你知道“宁输数子，不失一先”，这就显示了你已经掌握了“失”与“得 ”的辨证关系。何必谦虚说不懂辩证法呢？辩证法并不神秘，有人说它是明白学，一讲就明白。不学辩证法，固然可以下好棋，学了辩证法，能够自觉地掌握棋理，棋可以下得更好。只要我们稍稍拿一点时间学一学，是不难入门的。要求业余围棋爱好者都了解辩证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希望围棋界的高手、评论家、领导层了解一点辩证法，却是可能的、必要的。
辩证法是科学，围棋辩证法是科学方法。即使在今天，在围棋外面笼罩着的一层神秘的幕纱，还没有完全揭去。甚至有些高手仍徘徊在这幕纱之前，重蹈古人的误区。记得1996年，笔者在电视荧屏前，观看一位围棋界知名高手，现场讲解聂卫平与李昌镐之战，很受启发。可是，讲到右下角的某一着棋，聂卫平为什么这样走而不那样走，这位高手则解释为：奥妙之处难以言传，大概就是 “东方的玄学”吧。高手可能是随口而出，言者无意，但是笔者却听者有心。把围棋的奥妙归之于“玄学”，和几千年前的古人一样，认为围棋是“学之通玄，可以拟诸老子众妙之门”者，在目前中国围棋界中，大概还是大有人在的吧。日、韩就更难免了。因此，弘扬围棋方法是科学，不是“玄学”，还是很有必要。
或曰：学了辩证法就可以赢棋吗？未必。辩证法不是保险公司，它不能保证赢棋，赢棋还要靠自己的努力。理论不等于实践，也不能取代实践，但可以指导实践，辩证法可以帮助棋手有效地思考，有助于赢得胜利。
现在，人们常常喜欢讲围棋的“境界”，“境界”当然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但辨证方法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核心部分。如果一位棋手对辩证法一无所知，不能将棋理融会贯通，“随心所欲不逾矩”，他的境界大概不能说是很完美的。
尽管围棋界大部分人士对围棋辩证法还未引起兴趣，但是许多有眼光的社会人士，却开始把它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深刻的思考。千百年前，古人已经把围棋方法用于兵战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我们今天具有了科学思维，能不能让围棋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呢？从理论上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如前所说，辩证法是最一般的方法，最普遍的规律，适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还没有学过辩证法的人，围棋正好是一个桥梁，通过围棋可以接触到辩证法而触类旁通。围棋辩证法不仅是属于围棋的，也是祖国思想文化大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开发智力、增进国民素质，提高思想文化水平，具有特殊的作用。陈祖德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围棋可以成为下棋人观察世界的工具，也能帮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辩证法。
实践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讯息。随着围棋日益普及，围棋人口日益扩大，围棋已经开始走出围棋的圈子，走向社会，开始“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围棋走进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泰国卜峰集团（在中国就是“正大集团”）的副总裁蔡绪峰，现任泰国围棋协会主席。他说，他就是用围棋的原则经商和做人，“我喜欢围棋是因为在围棋中能悟出很多的道理。”例如，企业管理是一盘棋，要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要处理好“大场 ”和“急场”的关系等等。可是他又说，“我不想将这些看作是过分玄妙的，和易经挂钩”。他否定围棋的“玄妙”性是明智的，但是，“和易经挂钩”就要看怎样“挂”了。另一位，目前世界最大的电脑公司之一Acer“宏”公司总经理施振荣，也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下了一盘永无止境的棋”。例如，要做“眼”，要“讲究布局”，要“掌握全局”，并说，“这是Acer 独特的方法”。他说，他“本来就有一套经营企业的方法，只不过是用围棋去解释这种策略，希望更有说服力。围棋只不过是解释Acer 经营哲学的沟通工具，可以把我们的策略讲得更清楚”。这位老总真是“讲得更清楚”了，他“清楚”地把围棋作为一种沟通经营管理的哲学工具，这就讲到点子上去了。可惜，他还没有点明这个“哲学工具”就是辩证法。
围棋走进了学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建立了围棋队，复旦还办了围棋学院。他们大概不仅是为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思想方法修养，增进学生文化素质。据说在韩国大学里也办有围棋系。上海、武汉等地开办了好些围棋小学，以开发孩子们的智力，提高素质。孩子们不仅学会了围棋，文化课成绩也很好。这并不奇怪，辩证法是聪明学，要小孩子直接去学抽象的辨证原理，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围棋的“桥梁”，却能使孩子们多少感受到辩证法的启蒙。
围棋走进了行政机关。上海加定区是陈祖德的故乡，可能受了这位中国围棋协会会长的影响，在这个区政府机关里，围棋十分流行，办事效率也很有改进。无非也是借助围棋的“沟通”，感悟到辨证方法的启示。
围棋走进了军营。陈毅作为一位高级将帅，远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把围棋带进了军营，在战斗间隙纹枰坐对，续古人之遗风，“从容席上谈兵”，传为美谈。继陈毅元帅之后，1999年间，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里，官兵们围棋弈事也很活跃。队长王金耀说：围棋的实战与他们十分贴近，围棋讲究战术、战法，部队执行任务也十分讲究战术、战法。通过围棋活动，官兵们拓宽了视野，陶冶了情操，培养了良好作风，还极大地提高了观察、判断、预测等思维能力，增强了竞争意识和顾全大局意识。这种思维能力大概也根源于围棋的辨证方法。
总之，围棋广泛地走向社会，是一个可喜的趋势，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沟通工具”，正开始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反过来，围棋自身也将受到社会的更多的关爱和支持，不断扩大群众基础，从而得到持久的、广泛的普及和发展。
六、重视围棋方法的研究
围棋方法研究的现状，其中三个层次是不平衡的。棋艺方法的研究成绩最大，水平最高，出书最多，这是很自然的。在中、日、韩三国鼎立争霸的条件下，提高技艺是围棋市场的客观迫切需求。遗憾的是，棋理方法的研究很少，相比之下微不足道。而棋道、辨证方法（围棋的光辉灵魂）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应该看到，任何学科都有其应用技术部分和基础理论部分，只注意应用技术而忽视基础理论，这门学科纵然一时能够得到很大发展，最终难免受到限制。棋理、棋道就是围棋方法的基础理论部分，重视它、讲究它、掌握它，必将对我国围棋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围棋辨证方法的研究，大概首先要从棋理中的范畴入手。哲学常识告诉我们，范畴是人类思维“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扭结”，也是人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手段和工具。任何科学学科都有自己的范畴及其体系，围棋方法作为科学，当然也有其范畴体系，只是有待概括。前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已经概括出几百个术语概念，其中就包容了一系列具有本质意义的范畴，过去都淹没在一般的概念中，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挖掘出来，加以整理。例如，《围棋战理》一书做了很有益的工作，它提出了十对矛盾：先和后、大和小、攻和守、死和活、势和地、弃和取、轻和重、缓和急、正和变、优和劣。虽然作者并没有声言这十对矛盾就是十对范畴，也不一定能说它们都算得上是范畴，更不能说围棋方法的范畴就限于这一些。但是，这十对矛盾的提出，可以说是揭开了范畴研究的序幕。其次，随着围棋范畴的提出，就要求研究这些范畴之间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研究二者如何相反相成，如何既矛盾斗争又转化统一等等规律，把研究引向深入，逐步形成体系。
围棋是竞技，但又绝不仅仅是竞技，它从竞技衍生出一种独特的、丰富内涵的围棋文化，它是祖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辩证法就是围棋文化中方法的核心和灵魂。把围棋仅仅看做是竞技，忽视以至漠视它丰富、广阔、深刻的内涵，包括它的方法学，这不仅是围棋的不幸，也是祖国文化的不幸。
围棋方法的研究要求志士仁人埋头苦干，切忌急于求成的浮夸作风。人们首先寄望于专业棋手，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有些高手又善于思考和槪括，例如，马晓春著《三十六计和围棋》，其中许多“计”都涉及到围棋的辩证法。然而，专业棋手也有其不利条件，他们往往忙于赛事，无暇研究论述。同时，他们的知识也有局限。因此，具有方法学知识的业余棋迷，却是一支重要力量。例如，胡廷楣著《境界——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依据古今棋家棋迷关于围棋方法的大量思想资料，作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概括和论述，作者就是一位新闻记者。王经伦著《围棋推理技巧》，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研究围棋的各种技法手段，作者就是一位逻辑学教师。正如陈祖德所说：“希望有更多的各方面的专家来投入围棋的文化研究，在围棋研究上下出更多的‘妙手’。”
中国是围棋的故乡，也是围棋理论思维发展最早、最辉煌、人才代出、典籍最丰富的国家。大约二千年前，第一部围棋经典《弈旨》问世；一千年前，第一部方法学经典《围棋十三经》问世；三百年前，关于围棋方法三层次的名篇《官子谱·序》问世。我们继承了这笔遗产，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地方，也承担了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的祖先为围棋方法学创造了如此辉煌的业绩，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后世子孙，站在前人的肩上，难道不应该为围棋方法学作出无愧于祖先的更大贡献吗？
（注：引文出处从略）
参考文献 ：
1、《中国围棋》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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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韩非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3、《境界—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4、《境界—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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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三十六计和围棋》蜀蓉棋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18、《围棋推理技巧》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P7
离退之后，始得有闲，能够忘忧清乐，重新拾起少年时代沉湎其中的手谈之戏。于是，由迷于对弈而乐于打谱，由乐于打谱而醉读棋书。从我国现存第一篇围棋经典、东汉《弈旨》而下，浏览了一千多年来几十位名家著述：棋经、棋诀、序跋、诗赋、传说……虽未敢言登堂入室，但仿佛通过时间隧道，面聆古人教诲，大开茅塞。更惊叹于我们的祖先，不但以其非凡的聪明智慧，创造并逐步完善了这样一个奇妙复杂、趣味无穷的棋种，而且以其深邃的理性思辩，衍生了丰富宏大的围棋文化，并不断探索围棋内在的矛盾运动，逐步掌握了其中某些客观规律。
我国古代论著，大都言简意赅，很少详析铺陈，围棋经典也不例外。但细心玩味，则可体会其思想光辉灿烂，虽逾千年而不灭。对于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不加以继承吸收、整理发扬，则不仅是围棋事业的损失，亦是我国思想文化的损失。特别是如果把围棋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对弈厮杀的技艺，放弃挖掘其中更深层次思想方法的宝藏，实在是对围棋资源的浪费，愧对古人。可惜，这一点还没有引起我国围棋界应有的重视，他们只是汲汲于比不完的赛事，争不完的名次奖金。至于日本、韩国更不必谈了。
但是，围棋典籍广博精深，欲穷其精髓，绝非一人一日之功。本文仅就其中关于方法论的思想遗产，略谈一点读书所得。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多爱好者的兴趣，参加到这方面的研究行列中来，共同挖掘传统宝藏。
一、一个古老的“秘密”
古人论弈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总是喜欢将围棋和宇宙自然及社会人生联系起来，相提并论。最早的当推班固，他在《弈旨》中说：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天上人间，几乎无所不包了。以围棋与宇宙自然为例，围棋有一个正方的棋盘和361颗黑白棋子，班固就说：“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阴阳分也。骈罗并列，效天文也。”此后一二千年间，高手名家都离不开这一思路。北宋张学士在《棋经十三篇》中，更把围棋棋局比做一年四季的阴阳节气，他说：棋路“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为四隅，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直到十九世纪清末施定庵在《弈理指归·序》中说：“弈之为道，数叶天垣，理参河洛，阴阳之体用，奇正之经权，无不寓焉。是以变化无穷，古今各异，非心与天游、神与物会者，未易臻其至也。”
围棋与兵法的联想类比，更是古人弈论中谈得最多的一个热点。东汉马融《围棋赋》中，从头到尾比赋的都是兵法军事：“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战相当。”有些弈论甚至例举历史上著名战役、著名将帅的经验教训，与围棋对局相印证。曹魏时期应炀著《弈势》，论述棋局中虚实互用、出奇制胜的谋略，就引证了韩信破赵、曹操官渡之战等史例；论述对弈中必须计算周全、当机立断，就印证了项羽之失、夫差之败。史家认为，《围棋十三篇》的篇名，即仿自《孙子十三篇》，其中许多论述，都将围棋棋理与孙武兵法相类比，例如，论对弈中知己知彼：“夫智者见于未萌，愚者暗于成事。故知己之害而备彼之利者，胜。知可以战不可以战者，胜。”施定庵在《弈理指归·序》中说：“古人以弈喻兵，体用皆合，此不易之成法，必循之途辙”。
弈与兵“体”“用”皆合，这真是最“彻底”的论断了。
从对弈中得出社会人生的感悟，也是古代棋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人常常把棋局输赢的急剧变幻、胜败的迅速转换，比之人事祸福无常、官场沉浮莫测。清《官子谱》编者陶玉式，曾官居扬州两淮盐运使炙手可热的高位，但上任不久就因故罢官，触犯“上怒”，差点送了性命（原因待查）。他在此谱《序言》中慨然叹道：“至若宦海风波，仕途荆棘，升沉倏易，情态顿殊，天下事何者非弈而后逞？胜负争于一着，变化妙于机先，则全局系于官子岂少哉！”这一段话未必不是此公坎坷命运的夫子自叹。陶的好友、号称清初国手的吴瑞徵也以其多年的阅历，觉察到围棋与人生之相似：“弈之为用神也，盖人事之险阻，物情之变幻，可以一弈悟之。故忧乐之境，顷刻各殊，祸福之机，循环相倚。” 其他如将围棋与政治斗争、读书学习、处世道德……联想类比、相提并论者，在古代弈论中，比比皆是。
古人如此将围棋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许多现象联想并论，到底有没有理性依据？有没有认识价值？应该承认，这些联想并非毫无根据。在长期的对弈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古人觉察到，围棋内在的矛盾运动与宇宙社会许多事物的运动，有惊人相似之处，猜测到其中具有某些相通的东西，这是十分可贵的，显示了二千年间，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卓越的智慧、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但是，宇宙人生与围棋毕竟不是同类事物，他们之间的“相通”不可能是直接的，必定有某一桥梁和渠道。古人由于认识的局限，不可能从现象的相似，从理性上揭示其本质上相通的“秘密”，往往凭感性牵强附会地硬将二者划上等号，或者涂上一层神秘色彩，陷入不可知论，说是妙不可言，深不可测。元末虞集就将其所编围棋文论取名为《玄玄棋经》，并在“序言”中说：围棋“学之通玄，可以拟诸老子众妙之门……出没变化，深不可测。”这种“不可知论”的神秘雾幕，覆盖了中国围棋界几千年（甚至还延续到今天），直到清初康熙年间，才被一位棋家朱弘祉揭开了一角。他在前人多年探索的基础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为破译这个“秘密”，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二、围棋方法的三个层次
朱弘祉，山东历城人，曾官至御史巡抚。1690年前后，在为其友陶玉式《官子谱》一书所作序中，批评当时某些棋手浅薄浮躁，“不寻旨趣，墨守成规，偶窃其一知半解而自负曰：吾进乎技矣。噫！是乌足与之论弈哉？”这位巡抚大人棋艺水平如何，围棋史上不见其名传，但他却以“知弈而能言弈者莫余若也”自负。果然，细读序文，此公真有超越同时代人的真知卓见。他说：“他人之谱，专乎理以为言也；陶子之谱，兼乎道以为言也。”他认为，陶玉式的《官子谱》，不仅讲棋“理”，而且兼讲棋“道”。围棋复杂多变、妙趣无穷，其中并非无规律可寻，这就是围棋的客观规律，就是围棋的“理”和“道”，也就是围棋的方法。会下棋的人，总要多少懂得一些基本方法，善于下棋的人，懂得更多更深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之间是有区别、有层次的，对此，许多棋家往往不加注意，也不知道注意。正所谓“知弈而不能言弈”。在古代典籍中，也都把这些方法煮在一起，不加区别。朱弘祉在围棋的方法论领域却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天下未有舍理而可言艺者也，则亦未有舍道而可言理者也。”也就是说，离开“棋理”就不足以谈“棋艺”，离开“棋道”就不足以谈“棋理”。在这个命题中，他所提出围棋的“艺”、“理”、“道”这三个概念，虽然未必是他的初创，但是，把“棋艺”、“棋理”、“棋道”作为围棋方法系列的三个层次确定下来，并且揭示了三者之间统帅和被统帅的逻辑关系，却是前无古人的发现，言以往棋家所不能言，显示了可贵的科学创见。
什么是“棋艺”？这是古往今来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朱弘祉说：“弈者艺也”，意思就是指对弈过程中的技艺方法。对弈双方交替下子，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紧张激烈，变化无穷，这是围棋最吸引人的地方。为了提高技艺，古今中外多少棋迷为此废寝忘食，乐而忘忧；多少棋手为此拼死求胜，呕心沥血。任何竞技都需要特定的技艺，而围棋这样复杂多变的棋种，欲求克敌致胜，尤需高超精细的技艺。从序盘布局、中盘拼杀到终盘收官，在几百手行棋中，几乎每一手都离不开特定的技法手段。因此，技艺方法从来都受到棋家的重视，在我国历代典籍中，技艺方法大概要占十之七、八。古代棋手从长期对弈实践中，总结了几百种技法、成百套定式，大如布局定型，小如劫争打入……都有详尽的记述。施定庵著《凡事要处总诀》8就列举了五十多条技法，如“起手据边隅”、“入腹争正面”、“七子沿边活也输”、“立二拆三三拆四”，这些方法到现在仍为棋手记诵的常识。历代高手所以能称霸一时一地，主要也由于他在当时当地技高一筹，艺压群伦。他们为了提高技艺，不惜倾注毕生心血，刻苦钻研，周游南北，寻师访友。
20世纪以来，由于国内、国际比赛竞争激烈，各国围棋界技艺水平大大超过前人，对棋艺的研究总结也不遗余力，提出了许多新的技法、定式、套路……这方面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以日本围棋界起步最早，成就也最大。韩国围棋界后来居上，呈现领先态势。近二十年来，我国棋家急起直追，也不断做出新的贡献。他们的创造发明（如布局中的某某流等等）大大发展丰富了围棋的技艺学。
围棋技艺方法是围棋方法的表层部分，是看得见的、容易理解的层次，也是入门必经的层次。它虽然只是表浅的层次，但却是基础层次，是围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棋理”、“棋道”得以发生的土壤。只有技艺方法的不断进步，才有围棋的不断发展，也才有“棋理”、“棋道”的不断丰富深化。可是，朱弘祉为什么又说“天下未有舍理而可言艺者也”呢？这就需要考察棋理的内涵和作用了。
什么是“棋理”？朱弘祉说：“理者谱也”，“专乎理以为言也”。棋谱在古代除了记录对局过程以外，常常用来总结攻守成败的经验，从理论上探讨行棋的规律。如前所述，对弈中双方行棋不是无序的杂乱现象，其间存在着不以棋手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棋手可以运用这些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各种战术手段和技艺方法，去克敌制胜，却不能违背这些规律，任意行棋，否则必将导致失败。这些规律的理论表现就是棋理。对弈中，棋手看来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自行选点落子，其实也是很不“自由”的，他必须服从规律，服从棋理。行棋中常常出现“无理棋”、“随手棋”，所谓“无理”，就是违背规律、违背棋理。所谓“随手”，就是手指离开大脑的理性指挥，不自觉地离开棋理。
施定庵在《弈理指归·序》中，记述过一段经历，回忆他所受前辈梁魏今（清“四大棋家”之一）的教诲。“岁壬子（1732年），偕梁丈游岘山，见山下出泉潆漾纡余，顾而乐之。丈曰：‘子之弈工矣，盍会心于此乎？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竞，乃弈之道也。子锐意深求，则过犹不及，故三载仍未脱一先耳！’余因悟化机流行，无所迹象；百工造极，咸出自然。”据说，施定庵经此指点，技法大进。梁魏今所说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也就是不可违抗的棋理的客观性。
理论来自实践，围棋的理论也来自对弈实践，蕴藏在技艺经验、棋艺方法之中。从丰富的棋艺方法中，可以抽象概括出深刻的棋理。棋艺方法是围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棋理方法赖以产生的基础，是棋理的根据和载体。理论来自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因之，棋理一经产生，它就能发挥指导作用，反过来统帅棋艺。“天下未有舍理而可言艺者也”，这句话的真理性就在于此。
历代高手名家经过反复竞技实践，总结名局经验，发现了许多行棋的规律，抽象为理论，表述为文字，便形成了一系列棋理。我国典籍中大量的棋经、棋诀、格言、谚语……就记载了这些光辉的理论定则。例如，围棋中的一个重要手法——弃子问题，相传远在唐代出现的《围棋十诀》中，就提出了“弃子争先”、“逢危需弃”、“舍小就大”……等等原则主张，短短数语，却已不是一般的技艺手法，而是揭示了行棋的规律，形成理论思维，一直为千百年来棋手所遵循。它告诉棋手，在行棋中，并不是每一个棋子都要死保不放的，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或者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有些小子甚至小地块必须加以放弃。反之，如果为了死保一二个孤子、一小块地，结果孤子得保，却落得后手；小地解危，大场沦没；舍大就小，优势丧失。这就是规律，就是棋理。只有在这棋理指导下，一切技艺手法才有意义。一个棋手如果只知棋艺不懂棋理，不遵循规律，盲目乱下，临危不弃，舍大就小，保子失先……即使棋艺再精，也必败无疑。
在古代典籍中，《棋经十三篇》是一部最全面、最系统阐述棋理的著作，从第一篇“棋局”到第十三篇“杂说”，都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深刻地阐述了有关的棋理，至今仍为各国棋手所遵循。
当代我国围棋界对棋理的研究，虽然大大落后于棋艺，但是近年来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过惕生、栗闻合著《围棋战理》10就是一部。此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棋理。作者以矛盾的观点，从对弈实践中归纳了十对矛盾，如“先手和后手”、“大棋和小棋”、“虚势和实地”、“舍弃和取得”……等等，并且作了相应的分析，这些都是其他棋理著作未加论述过的。另一本白小川著《围棋思维技巧》，也对《棋经十三篇》的棋理，逐篇进行了有意义的分析。
三、棋道——围棋辩证法
如果说，“天下未有舍理而可言艺者也”，离开棋理就谈不上棋艺，这个论断已为古今棋家所理解和认同，那么，“天下亦未有舍道而可言理者也”，能够理解的人就很少了，能够认同的人就更少了。古今皆然，这就是巡抚朱大人高于前人甚至某些今人之处。
什么是“棋道”？在古代典藉中，也具有多种含义。在这里，朱弘祉是从方法学的视角考察的，他说：“吾子（按：指陶式玉）之于弈也，其与《易》之道相表里乎！”朱弘祉认为，弈之“道”和《易》之“道”是“相表里”的。甚至认为，“弈也，而即《易》也，外此则筌蹄糟粕耳！”这就把二者划上了等号。古人对《易》有多种多样的理解，而朱弘祉所理解的《易》是：“凡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义，毕具其中。而其错综变化、出有入无之妙，乃至于光绍三才，囊刮万里”。他认为，与《易》相比较，“弈亦犹是也”。弈有“有形之弈”和隐藏在“有形之弈”下面的“无形之弈”,在“无形之弈”中，也活跃着与《易》同样的“理”与“道”：“一枰之内，何以奇正迥殊？两阵之间，何以坚瑕互异？何以将负者反胜而收功于善后？何以诡得者复失而取于凶终？”这一连串的反问，都是为了证明弈与《易》之道相通。
在朱弘祉之前，将围棋与《易》加以联系类比的，大有人在，但往往是笼统的一两句话，未能进一步阐述，或者加以神秘化。朱弘祉却是第一次从本质上进行了如此具体而深刻的理性比较和分析。可惜的是，弈与《易》到底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道”相通之处在哪里？他却说不出来。他的双脚已经走到科学方法的大门口了，却没有能跨进门坎去，徒慨叹于“不可以象叹，不可以辞达”，从门前遛过了。这是这位巡抚大人的时代局限，不应苛求。一位哲人说过，对于古人的评价，重要的不是他没有讲过什么，而是他讲过前人没有讲过的什么。朱弘祉对于“棋道”讲了这么多，已经很难为他了，如何进一步加以充分的、科学的阐述，就是我们后人的责任了。
学术界目前对《易》已经大体上有了一个共识：这部中国最古老的哲学典藉，虽然夹杂有许多唯心的、神秘的糟粕，但却概括了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诸多矛盾现象，并揭示了这些现象中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的规律，闪耀着朴素的辨证方法光辉。“ 弈也，而即《易》也”，弈和《易》正是通过辩证法“即”起来了。为什么在《易》里，“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义”得以“毕具其中”？是辩证法！为什么对弈中，“将负者反胜而收功于善后”，“诡得者复失而取于凶终”？也是辩证法！弈与《易》“相表里”的《易》之“道”，就是辩证法之“道”，也就是围棋方法之“道”。
对立统一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矛盾着的双方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又互相斗争、互相转化，从而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围棋的内部矛盾运动也是如此，黑白双方共处于同一棋枰之上，没有白就没有黑，没有黑就没有白，也就没有了围棋，这显示了互相依存、互相连结的关系；而为了棋局的取胜，双方又竭力克制对方、侵杀对方，表现为紧张激烈的对立和斗争。从布局开始到收官结束，每一着棋都是这矛盾斗争过程的一个环节；你死我活，你进我退，一着之间，变化立现，正所谓“将负者反胜”、“诡得者复失”，自始至终都处于又斗争又同一的矛盾运动之中。
由此可见，正是《易》中的辩证法，将围棋和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联系起来了。古人所谓围棋中“天地之理，无不备焉”，其实，“备”并不在围棋，而在辩证法。所谓“天地之象”、“帝王之治”、“五霸之权”、“战国之事”，所谓“宦海风波、仕途荆棘”，“备”也不在围棋，而在辩证法。辩证法正是沟通围棋和宇宙社会各种现象的渠道和桥梁。《棋经》所谓“黑白相半，以法阴阳”，只能说明两者都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存在谁“法”谁的问题。施定庵说，弈之为道，“阴阳之体用，奇正之经权，无不寓焉”。所谓“阴阳”、“奇正”之体用和经权，和围棋之“道”一样，都“寓”于辨证法之中，而非“寓“于围棋之中。至于古人将棋局的输赢变幻、胜败转换，比之人事祸福无常，官场沉浮跌宕，从而慨叹“弈之为用神也”。其实，社会对立斗争尖锐复杂，祸福矛盾的转换变幻，与围棋官子的胜败输赢，都受制于辩证法的客观规律，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而非围棋“为用”之“神”。离开辩证法看围棋，当然难免流于神秘化了。
四、辩证法——围棋方法的核心和灵魂
科学学科的方法论，一般都具有三个层次：技术方法、具体方法和一般方法，三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朱弘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自觉地触及了方法论本身的这一规律。他提出的棋艺、棋理、棋道这三个层次，恰恰是围棋的技术方法、具体方法和一般方法，它们互为条件，彼此促进，推动了围棋的发展。更可贵的是，他还揭示了这三者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天下未有舍理而可言艺者也，则亦未有舍道而可言理者也。”
棋理统帅棋艺，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可是，棋道又怎么统帅棋理呢？棋道是客观规律，棋理也是客观规律，二者虽然同是客观规律，但却是不同层次的规律。棋理是围棋的具体规律（也就是“具体方法”），而棋道却是围棋的一般规律（也就是“一般”方法），是更高一层、更普遍的规律。具体规律要服从一般规律，具体方法要服从一般方法，棋理当然要服从棋道了。
从字义学的角度看，“棋理”“棋道”这两个词的选用，也有其渊源。在我国哲学史上，“理”和“道”这两个范畴的界说，纷纭不一，但是比较普遍认同的是，“理”是事物的具体规律，“道”是事物的一般规律。韩非子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也就是说，“道”是综合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发展的总规律，“道”寓于“理”之中，又离不开“理”；“理”体现了“道”，又服从于“道”。以此来阐述“棋理”和“棋道”的关系，也是十分恰当的。
围棋辩证法是围棋方法的深层内核，是围棋的灵魂，是最有光彩的部分。它统帅棋理，又寓于棋理之中，试观《棋经十三篇》，从头到尾提出了一系列成对的范畴，都贯串了辩证法。其中“得算篇第二”云：“棋者，以正合其势，以权制其敌”；又云：“始以正合，终以奇胜”。说的是“正”与“权”、“正” 与“奇”的辩证法。“合战篇第四”云：“宁输数子，不失一先”；又云：“有先而后，有后而先”。说的是“先”与“后”的辩证法。又云：“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说的是“阔”与“密”的辩证法。又云：“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之以取势”；“弃小而不就者，有图大之心也”。说的是“弃”与“取”的辩证法。“虚实篇第五”云：“投棋勿逼，逼则彼实而我虚；虚则易攻，实则难破”。说的是“虚”与“实”的辩证法。其他如“知己”与“知彼”、“贪”与“廉”、“益”与“损”、“强”与“弱”……等等围棋中一系列辨证统一的关系，都得到相应的表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围棋的辨证方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那么，这些概念和范畴，又是怎样既矛盾斗争又同一转化的呢？试举围棋布局中“地”和“势”这一对范畴的关系以言之。在序盘布局之初，有人喜欢取“势”，有人喜欢取“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和趣向，都符合棋理。虚势和实地又往往不可得兼，得“势”者失“地”，得“地”者失“势”，这是二者的矛盾对立。围棋的胜负是以黑白双方各得子目多少计算的，也就是以得“地”多少计算的。为什么有些棋手却又舍“地”取“势”呢？原来，二者又是可以同一、转化的。“势”可以转化为“地”，取“势”的目的也是为了取“地”，或者说，为了夺取更大的“地”。所谓舍“地”取“势”，其实是舍较小的“地”争夺更大的“地”。不过，“势”毕竟是虚的，所谓“虚势”，它不是现实的“地”，而是可能的“地”，经过转化可能得到的“地”。所以，取“势”的一方，总是运用一切手段使“势”向“地”转化，以争夺胜利。而宇宙间任何事物矛盾的一方向对方转化，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中介。围棋的“势”向“地”转化也需要一个中介，笔者认为，这个中介就是“空”。所以，取“势”的一方，总是采取斥、补等手段，使“势”成“空”，成了“空”，虚“势”基本上也就成了实“地”。而对方则是针锋相对，采用一切手段，打入、侵削，来减弱“势”的影响，破坏“势”的子效，使“空”成不了，或尽量剥削压缩到最小限度。从而展开一场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战斗，战斗的焦点，就是争夺“空”这个中介。通过这一战斗，如果取“势”的一方占了上风，战胜了对方的侵入，“虚势”就转化为“实地”；反之，对方破空成功，这一转化就不能实现，“势”也就化为乌有，失去作用了。这便是“势”和“地”既对立斗争，又统一转化的轨迹。
因此，如果我们理解围棋之“道”——围棋辩证法，我们就可以更深地理解取“势”和取“地”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更自觉地掌握这一条棋理。“天下未有舍道而可言理者也”，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也就在此。
“势”和“地”仅是围棋辩证法中的一对范畴，此外还有许多范畴，如“死”与“活”、“先”与“后”、“弃”与“取”……等等，围棋辩证法到底有多少对范畴，这些范畴的辨证关系到底如何，都有待深入研究。
五、围棋辩证法的现实意义
朱弘祉说：“天下未有舍道而可言理者也”。研究“棋道”，研究辩证法，对于专业棋手、广大棋迷，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或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棋道”，也没有学过辩证法，只是懂得“棋理”，我照样可以赢棋，可以得冠军。此言可信。但是，朱弘祉的话也没有讲错。正如前说，棋道（即围棋辩证法）寓于棋理之中，只要你真正遵循了棋理，也就是遵循了辩证法，这显示你多少掌握了一点辩证法，不过不自觉而已。例如，布局之初，你在选择取势或取地的时候，懂得二者都合棋理，这就显示了你已经掌握了“势”和“地”的辨证关系。你知道“宁输数子，不失一先”，这就显示了你已经掌握了“失”与“得 ”的辨证关系。何必谦虚说不懂辩证法呢？辩证法并不神秘，有人说它是明白学，一讲就明白。不学辩证法，固然可以下好棋，学了辩证法，能够自觉地掌握棋理，棋可以下得更好。只要我们稍稍拿一点时间学一学，是不难入门的。要求业余围棋爱好者都了解辩证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希望围棋界的高手、评论家、领导层了解一点辩证法，却是可能的、必要的。
辩证法是科学，围棋辩证法是科学方法。即使在今天，在围棋外面笼罩着的一层神秘的幕纱，还没有完全揭去。甚至有些高手仍徘徊在这幕纱之前，重蹈古人的误区。记得1996年，笔者在电视荧屏前，观看一位围棋界知名高手，现场讲解聂卫平与李昌镐之战，很受启发。可是，讲到右下角的某一着棋，聂卫平为什么这样走而不那样走，这位高手则解释为：奥妙之处难以言传，大概就是 “东方的玄学”吧。高手可能是随口而出，言者无意，但是笔者却听者有心。把围棋的奥妙归之于“玄学”，和几千年前的古人一样，认为围棋是“学之通玄，可以拟诸老子众妙之门”者，在目前中国围棋界中，大概还是大有人在的吧。日、韩就更难免了。因此，弘扬围棋方法是科学，不是“玄学”，还是很有必要。
或曰：学了辩证法就可以赢棋吗？未必。辩证法不是保险公司，它不能保证赢棋，赢棋还要靠自己的努力。理论不等于实践，也不能取代实践，但可以指导实践，辩证法可以帮助棋手有效地思考，有助于赢得胜利。
现在，人们常常喜欢讲围棋的“境界”，“境界”当然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但辨证方法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核心部分。如果一位棋手对辩证法一无所知，不能将棋理融会贯通，“随心所欲不逾矩”，他的境界大概不能说是很完美的。
尽管围棋界大部分人士对围棋辩证法还未引起兴趣，但是许多有眼光的社会人士，却开始把它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深刻的思考。千百年前，古人已经把围棋方法用于兵战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我们今天具有了科学思维，能不能让围棋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呢？从理论上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如前所说，辩证法是最一般的方法，最普遍的规律，适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还没有学过辩证法的人，围棋正好是一个桥梁，通过围棋可以接触到辩证法而触类旁通。围棋辩证法不仅是属于围棋的，也是祖国思想文化大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开发智力、增进国民素质，提高思想文化水平，具有特殊的作用。陈祖德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围棋可以成为下棋人观察世界的工具，也能帮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辩证法。
实践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讯息。随着围棋日益普及，围棋人口日益扩大，围棋已经开始走出围棋的圈子，走向社会，开始“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围棋走进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泰国卜峰集团（在中国就是“正大集团”）的副总裁蔡绪峰，现任泰国围棋协会主席。他说，他就是用围棋的原则经商和做人，“我喜欢围棋是因为在围棋中能悟出很多的道理。”例如，企业管理是一盘棋，要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要处理好“大场 ”和“急场”的关系等等。可是他又说，“我不想将这些看作是过分玄妙的，和易经挂钩”。他否定围棋的“玄妙”性是明智的，但是，“和易经挂钩”就要看怎样“挂”了。另一位，目前世界最大的电脑公司之一Acer“宏”公司总经理施振荣，也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下了一盘永无止境的棋”。例如，要做“眼”，要“讲究布局”，要“掌握全局”，并说，“这是Acer 独特的方法”。他说，他“本来就有一套经营企业的方法，只不过是用围棋去解释这种策略，希望更有说服力。围棋只不过是解释Acer 经营哲学的沟通工具，可以把我们的策略讲得更清楚”。这位老总真是“讲得更清楚”了，他“清楚”地把围棋作为一种沟通经营管理的哲学工具，这就讲到点子上去了。可惜，他还没有点明这个“哲学工具”就是辩证法。
围棋走进了学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建立了围棋队，复旦还办了围棋学院。他们大概不仅是为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思想方法修养，增进学生文化素质。据说在韩国大学里也办有围棋系。上海、武汉等地开办了好些围棋小学，以开发孩子们的智力，提高素质。孩子们不仅学会了围棋，文化课成绩也很好。这并不奇怪，辩证法是聪明学，要小孩子直接去学抽象的辨证原理，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围棋的“桥梁”，却能使孩子们多少感受到辩证法的启蒙。
围棋走进了行政机关。上海加定区是陈祖德的故乡，可能受了这位中国围棋协会会长的影响，在这个区政府机关里，围棋十分流行，办事效率也很有改进。无非也是借助围棋的“沟通”，感悟到辨证方法的启示。
围棋走进了军营。陈毅作为一位高级将帅，远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把围棋带进了军营，在战斗间隙纹枰坐对，续古人之遗风，“从容席上谈兵”，传为美谈。继陈毅元帅之后，1999年间，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里，官兵们围棋弈事也很活跃。队长王金耀说：围棋的实战与他们十分贴近，围棋讲究战术、战法，部队执行任务也十分讲究战术、战法。通过围棋活动，官兵们拓宽了视野，陶冶了情操，培养了良好作风，还极大地提高了观察、判断、预测等思维能力，增强了竞争意识和顾全大局意识。这种思维能力大概也根源于围棋的辨证方法。
总之，围棋广泛地走向社会，是一个可喜的趋势，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沟通工具”，正开始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反过来，围棋自身也将受到社会的更多的关爱和支持，不断扩大群众基础，从而得到持久的、广泛的普及和发展。
六、重视围棋方法的研究
围棋方法研究的现状，其中三个层次是不平衡的。棋艺方法的研究成绩最大，水平最高，出书最多，这是很自然的。在中、日、韩三国鼎立争霸的条件下，提高技艺是围棋市场的客观迫切需求。遗憾的是，棋理方法的研究很少，相比之下微不足道。而棋道、辨证方法（围棋的光辉灵魂）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应该看到，任何学科都有其应用技术部分和基础理论部分，只注意应用技术而忽视基础理论，这门学科纵然一时能够得到很大发展，最终难免受到限制。棋理、棋道就是围棋方法的基础理论部分，重视它、讲究它、掌握它，必将对我国围棋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围棋辨证方法的研究，大概首先要从棋理中的范畴入手。哲学常识告诉我们，范畴是人类思维“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扭结”，也是人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手段和工具。任何科学学科都有自己的范畴及其体系，围棋方法作为科学，当然也有其范畴体系，只是有待概括。前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已经概括出几百个术语概念，其中就包容了一系列具有本质意义的范畴，过去都淹没在一般的概念中，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挖掘出来，加以整理。例如，《围棋战理》一书做了很有益的工作，它提出了十对矛盾：先和后、大和小、攻和守、死和活、势和地、弃和取、轻和重、缓和急、正和变、优和劣。虽然作者并没有声言这十对矛盾就是十对范畴，也不一定能说它们都算得上是范畴，更不能说围棋方法的范畴就限于这一些。但是，这十对矛盾的提出，可以说是揭开了范畴研究的序幕。其次，随着围棋范畴的提出，就要求研究这些范畴之间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研究二者如何相反相成，如何既矛盾斗争又转化统一等等规律，把研究引向深入，逐步形成体系。
围棋是竞技，但又绝不仅仅是竞技，它从竞技衍生出一种独特的、丰富内涵的围棋文化，它是祖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辩证法就是围棋文化中方法的核心和灵魂。把围棋仅仅看做是竞技，忽视以至漠视它丰富、广阔、深刻的内涵，包括它的方法学，这不仅是围棋的不幸，也是祖国文化的不幸。
围棋方法的研究要求志士仁人埋头苦干，切忌急于求成的浮夸作风。人们首先寄望于专业棋手，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有些高手又善于思考和槪括，例如，马晓春著《三十六计和围棋》，其中许多“计”都涉及到围棋的辩证法。然而，专业棋手也有其不利条件，他们往往忙于赛事，无暇研究论述。同时，他们的知识也有局限。因此，具有方法学知识的业余棋迷，却是一支重要力量。例如，胡廷楣著《境界——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依据古今棋家棋迷关于围棋方法的大量思想资料，作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概括和论述，作者就是一位新闻记者。王经伦著《围棋推理技巧》，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研究围棋的各种技法手段，作者就是一位逻辑学教师。正如陈祖德所说：“希望有更多的各方面的专家来投入围棋的文化研究，在围棋研究上下出更多的‘妙手’。”
中国是围棋的故乡，也是围棋理论思维发展最早、最辉煌、人才代出、典籍最丰富的国家。大约二千年前，第一部围棋经典《弈旨》问世；一千年前，第一部方法学经典《围棋十三经》问世；三百年前，关于围棋方法三层次的名篇《官子谱·序》问世。我们继承了这笔遗产，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地方，也承担了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的祖先为围棋方法学创造了如此辉煌的业绩，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后世子孙，站在前人的肩上，难道不应该为围棋方法学作出无愧于祖先的更大贡献吗？
（注：引文出处从略）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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