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峰会专家文集：“敦煌棋经”世界上最古老的棋著（陈祖源）
最简单的棋类游戏应该在人类文明启蒙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现今围棋、象棋、跳棋等几大类棋。棋类游戏的发展演变历史也是人类智慧发展史的一个缩影，研究棋文化就是研究人类智慧的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古代的棋类文著当然是最重要的。由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先进，中国的古代文字资料最多，其中也包括棋类文著。欧洲现存最早的国际象棋的棋谱是1497年，日本最早的可靠的围棋棋谱和著作则是在16世纪以后。中国的《忘忧清乐集》是1100年左右的，记载象棋的《事林广记》是13世纪。这些年代大致上都可说是中世纪，中国要早三四百年。
但事实上中国的棋类书籍早在唐朝就已经非常丰富，史书中有记的有数十种，最早的围棋专著西晋马朗的二十九卷《围棋势》是在公元3世纪，只不过因为年代太久，这些书早已失传。因此当1960年代获悉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一卷源自敦煌的《棋经》，其中有梁武帝（464－549）的《棋评》时，在围棋界和文史研究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的时代比国外的棋类著作要早了差不多一千年。
一、从尘封中走出来的《敦煌棋经》
敦煌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地。在国际学术界，敦煌的文物研究被称为敦煌学。国人对敦煌的认识主要是壁画和佛教石窟艺术上。但是敦煌之能成为学并不主要是因为这，而是因为一百年前的某一天的一个惊人的发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夏的一天，当时看守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7窟（现在的编号）时，发现了一个被封了近千年的洞。发现时整个洞中全部堆满了经卷，于是此处后来就被称为藏经洞。
1907年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藏经洞中的经卷画册约6000多卷，装了29大箱（加上以后再来收购的经卷总计超过7000卷）。当这些文物运到英国，陈列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时，世界被轰动了。在一个地方发现如此大数量的千年古文献，这实在是太惊人了。尤其是其中大量各种中亚古代文字的文献，反映了当年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真是无可估量。
《敦煌棋经》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编号为敦煌写本“斯5574”。由于西方的研究者不懂围棋，此重要文献一直无人注意。1933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张荫摩教授在英国见到此件，回国后作了报道，并录介了《敦煌棋经》中附录的《梁武帝碁评要略》，但仅传于古史学界。1960年中国科学院获得全部英藏敦煌遗书显微胶片，编出总目，此卷名为《碁经》。1963年成恩元对之进行研究，并在《围棋》月刊1964年1－7期上刊文发表，从此《敦煌棋经》才为棋界所知。而《敦煌棋经》的全文则是在1985年才通过《中国围棋》见于世。1990年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了成恩元的专著《敦煌棋经笺证》，对《敦煌棋经》作了全面的考证。现在敦煌研究院陈列室陈列有的根据照片复制的复制件，凡到敦煌的游客均可参观。只是敦煌石窟规模宏大，游客光是游石窟还走不过来，常常忽视了陈列室。
《敦煌棋经》卷首缺损，不知是否有正式篇名和作者，但其卷末有“碁經一卷”四字因此也可以认为篇名即“棋经”，自成恩元称其为《敦煌棋经》后也就约定成俗了。敦煌藏经洞中的文献上起两晋南北朝，历隋唐五代，但无西夏以后，因此大致可以肯定此洞封于西夏之前，其相应下限在北宋初。成恩元先生考证《敦煌棋经》的年代为北周，因为《敦煌棋经》中把“黑子”都写为“乌子” ，北周太祖宇文泰的字“黑獺”，为避讳北周曾经专门下诏改“黑”为“乌”。从內容看，《敦煌棋经》之文字、棋法、术语都明显比唐宋更为古奥；其中提到的人物、典故也无南北朝以后；其书法也尚显北魏遗风，尤其是有一些北朝时期特有的、唐以后不用的别体字，因此定《敦煌棋经》年代为北周是可信的。北周（557－581）是北朝的最后一朝，北周重臣杨坚继而自立统一中国，就是著名的隋文帝，敦煌郡当时正属北周的领域。
二、《敦煌棋经》考辨
《敦煌棋经》写在一卷佛经画卷的背面，是一个手抄本。应该是佛经的抄写者利用画卷纸抄的棋经。卷首大约缺损三四行，现存共159行，最后一行即“碁經一卷”四字，然后还有一行古藏文字似是收藏者的题记，其后尚有空白，应是结束了。总共有2443字。
《敦煌棋经》是一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见到、也没有被提到过的著作。围棋界有一部传世影响很大的经典：北宋的《棋经十三篇》，其中的名句凡下棋者人人都能说上几句。所谓棋经就是棋之经典，讲棋的理论，并不是具体的有棋谱的死活、定式等实用棋书。一般都认为《敦煌棋经》也是此类著作。事实上《敦煌棋经》体例内容和《棋经十三篇》确实也非常相似。尤其是标题，如：“势用篇第三”、“棋制篇第六”和《棋经十三篇》的“审局篇第七”、“度情篇第八”形式上完全一致，读起来也很有相似的感觉。因此成恩元命名为《敦煌棋经》。成恩元在书中还化了很大的篇幅，来考证已经失传的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内容已不可考的十数种“棋经”，尤其是元朝龚翠岩的《古棋经》，以冀求对应。
但实际上《敦煌棋经》与《棋经十三篇》不同，它并不是一部棋经，至少作者本意不是写棋经，而只是为他的一部实用棋著所写的一篇序文。他在其最后的第七篇中说得很清楚：“余志修棋法……分为四部，部别四篇，而为成帙，乃集汉图一十三势，吴图廿四盘。将军生杀之能，用为一部；杂征持赶……又一部；非生非死持劫自活，又为一部；花六聚五直四，又为一部。依情具理，搜觅所知，使学者可知，寻思易解。虽录古人之巧……未敢用斯为好，唯以自试于身，岂或流传以备亡也”。
可知原著是“分为四部，部别四篇，而为成帙”的一部“棋法”著作，其中还有“汉图一十三势，吴图廿四盘”这样的汉朝、三国时的棋谱。只可惜现在见到的只有这篇序文而无棋谱了。不过这敦煌藏经洞中当初所藏的也许仅仅就是这篇序文，本就不是全书。因为它是抄写在一卷佛经画卷背面的，不像也不可能是有许多棋谱的整部的棋书。而且它已经是“棋经一卷”了，是经不是谱了。
而这“棋经一卷”其实也是不通的，因为那不是“一”。这一卷《敦煌棋经》虽然看起来是一整篇，其实是由互不相干的三部分组成的。前面是从“篇第一”到“篇第七”的那篇序文，到“岂或流传以备亡也”已经完了。接下来是前后有空的“棋病法”三字，当是标题，然后的内容体例明显与前面不相连，且内容有些与前面有重复，明显是另一篇。再然后是“梁武帝棋法要略”，当然又是另一篇。成恩元又把“棋病法”分为两篇，我不太赞同，但这无妨，但由于他把前面当作棋经，那么后面他就认为是附录了。
其实这里本无所谓附录，这就是三篇互不相干的文章的汇编。就是一个围棋爱好者，看到了讲围棋之道理的文章，很喜欢就抄下来了，一共抄了三篇，其中最长的一篇是一部棋著的序文，算是汇集成卷了。然后有爱好者看到喜欢，又传抄，变得看起来是一篇了，于是就添上“棋经一卷”字样。再然后有一个爱好围棋的佛经抄写者或者某个围棋爱好者请佛经抄写者，找来一张废了的经卷纸的背面把它抄了下来，机缘巧合被保留了下来。
三、《敦煌棋经》与古代围棋规则
《敦煌棋经》的文字要比《棋经十三篇》古奥得多，极其难读，而且有些连字都是前所未见，成恩元作了大量的工作，但很多文字和意思还是一种揣摩，有待更多的学者来研究。笔者因为关心古代的围棋规则，对其中有关规则部分作了解读。下面先一般的介绍一下《敦煌棋经》的内容。
《敦煌棋经》中有不少精彩的句子，以前从未有闻说过。如第一篇中“势若已输，自牢边境，贪则多败，怯则少功”，“或以死而营生，或带危而求劫”，“弱者须侵，侵而有益，已活之辈，不假重营，若死之徒，无劳措手，两生勿断，俱死莫连”这在棋经十三篇中也有类似内容，但措辞不同。而这里的用词也相当精彩。其中“两生勿断，俱死莫连”显然比我们大家熟悉的《棋经十三篇》中的“两生勿断，皆活勿连”更恰当，从意思上说活棋连了是有价值的，死棋才不该连；从文字上说比起“活”来显然“死”与“生”更对仗。
第二篇“诱征第二”，讲述征子如何判别，即征子路径中可影响征子的范围。这用文字表达是很难的，因此读起来也很难。值得注意的就是用“乌子”来表示“黑子”，而更早的班固、马融等围棋著作中都是“白黑”，“乌”为避讳是有道理的。
第三篇“势用篇第三”。讲的是死活的基本，如“花六聚五，恒为死兆。內怀花六，外煞十一行之碁；果之聚五，取七行之子”，讲眼形死活和气，还有“角傍曲四，局竟乃亡”，与《棋经十三篇》中的““角盘曲四，局终乃亡”小有差异。
第四篇“像名弟四”说的是围棋的象征意义，如“棋子圆以法天，棋局方以类地。棋有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道数” ，“所以王郎号为‘坐隐’，祖衲称为‘手谈’”。
第五篇为“释图势篇第五”，指出要学习“先人之巧”，即前人的图谱，“生而知之者自不论，非周孔之才，终须习此”。
第六篇为“棋制篇第六”，说的是棋规，也是我们最关心的，虽词语不多，但极其重要，后面将详细讨论。
第七篇为“部襄篇第七”。实际上是一篇前言或后记，说明这部棋书的目的、编法，前面已经介绍。
下面特别介绍一下《敦煌棋经》中关于围棋胜负计算的规则，由于现在中日规则的差异，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敦煌棋经》出现之前，还没有发现传入日本之前中国围棋的规则的任何文字。
在棋制篇第六中有一句很重要的文字：“棋有停道及两溢者，子多为胜”。这里说了“停道”和“两溢”两种情况，我们先来看后者即“两溢”。“溢”，宋朝围棋国手刘仲甫说“满而不溢”；元朝严德甫《玄玄棋经》中说：“溢，盈满也”。因此“溢”的意思是把棋子下到棋盘上下满，再下就要溢出来。“两溢”就是双方都下满了子到不能再下为止。因此它的意思就是：“棋下到双方都把子全部下满再无处可下，再下就要溢出来时为止，这时以子多的一方为胜”。
“停道”中的“停”在古文中表示相等的意思，《敦煌棋经》和《棋经十三篇》中都用“停”字来表达相等。“停”字本义有不偏不倚的意思，如“停匀”表示两边一样，《水经注》中有“停午时分”，即正午，因此“停”特指两边相等。“道”即“路”，中国古代围棋术语，即“空点”，也可对应于大家熟悉的“目”。因此它的意思就是：“如果双方空的道数相等，以子数多的一方为胜”。这实际上和“两溢”下的子多为胜一样。数满盘的子太多、麻烦，双方做出相等的空来，比剩下的子，是一种简化的操作法。
因此结论是：围棋的本质是比在棋盘上生存的子数多少，即比子，“停道”是“两溢”的一种简化，或者说是“两溢”规则的一种实际操作方法：等空比子。《敦煌棋经》是南北朝的，早于围棋传入日本的唐朝二百年，“棋有停道及两溢者，子多为胜”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围棋胜负计算的最古老的记述，因此两溢下的子多为胜是围棋规则的本源。
成恩元在《敦煌棋经笺证》中对此句有另一种解释。他把这一句与后面“取局子停，受饶先下者输；纵有多子，理不合计”连在一起，认为“这是双方各胜一局后，第三局又下成和棋的胜负规定”。于是两溢是“双方各胜一局”，停道为“和棋”；子多为胜是“前两局各胜子数的多寡”，即“算小分”。接下来如果“双方子数仍都相等，则判受饶先下者输”。然后又说：这是“白棋先下，黑棋没有收后的情况，因为黑棋全局少走了一着，所以判黑棋输”，“既然这一和局算先下者输了，小分也不承认了”，所以“纵有多子，理不合计”了。
成恩元的解读几乎是自编，而且前后矛盾，如果把停道看作唐宋数空法下的等空为和棋，计的是“空”，怎么又“子”多为胜？前后对应不了。成恩元是受元朝严德甫对《棋经十三篇》的“皆筹为溢”的注的影响：“皆，等也，谓两家各胜一局，其筹等也”。但如“溢”已经是“两家各胜一局”，何能再来“两”溢？“皆筹”怎为“溢”？我怀疑此“溢”应是“益”，即所得。查《忘忧清乐集》原本，此处确是“益”，后人在上面用笔添加了三点水成“溢”，现在出版的书也就跟着“溢”了。严德甫也说“溢，盈满也”，“停道及两溢”句的“溢”还是应按刘仲甫解释为“满局”，如此依字直读，无需增减，无需猜揣，很正常。
至于后面一句的解读关键在忽略了“取局”两字。“取局”一词前面就出现过，成恩元把它解读为“耍耍棋”，即不是正规比赛或赌彩的一般对局。因此这两句的解释非常简单：“在非正规的对局中，如果双方子数相等，先下的一方为输；各局的胜负子数不合计”，与“停道及两溢”句并无关联。
陈祖源简介：棋文化学者，围棋规则研究专家，著有《围棋规则新论》和《围棋规则演变史》等。
图片请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5699b010177io.html
最简单的棋类游戏应该在人类文明启蒙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现今围棋、象棋、跳棋等几大类棋。棋类游戏的发展演变历史也是人类智慧发展史的一个缩影，研究棋文化就是研究人类智慧的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古代的棋类文著当然是最重要的。由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先进，中国的古代文字资料最多，其中也包括棋类文著。欧洲现存最早的国际象棋的棋谱是1497年，日本最早的可靠的围棋棋谱和著作则是在16世纪以后。中国的《忘忧清乐集》是1100年左右的，记载象棋的《事林广记》是13世纪。这些年代大致上都可说是中世纪，中国要早三四百年。
但事实上中国的棋类书籍早在唐朝就已经非常丰富，史书中有记的有数十种，最早的围棋专著西晋马朗的二十九卷《围棋势》是在公元3世纪，只不过因为年代太久，这些书早已失传。因此当1960年代获悉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一卷源自敦煌的《棋经》，其中有梁武帝（464－549）的《棋评》时，在围棋界和文史研究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的时代比国外的棋类著作要早了差不多一千年。
一、从尘封中走出来的《敦煌棋经》
敦煌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地。在国际学术界，敦煌的文物研究被称为敦煌学。国人对敦煌的认识主要是壁画和佛教石窟艺术上。但是敦煌之能成为学并不主要是因为这，而是因为一百年前的某一天的一个惊人的发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夏的一天，当时看守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7窟（现在的编号）时，发现了一个被封了近千年的洞。发现时整个洞中全部堆满了经卷，于是此处后来就被称为藏经洞。
1907年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藏经洞中的经卷画册约6000多卷，装了29大箱（加上以后再来收购的经卷总计超过7000卷）。当这些文物运到英国，陈列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时，世界被轰动了。在一个地方发现如此大数量的千年古文献，这实在是太惊人了。尤其是其中大量各种中亚古代文字的文献，反映了当年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真是无可估量。
《敦煌棋经》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编号为敦煌写本“斯5574”。由于西方的研究者不懂围棋，此重要文献一直无人注意。1933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张荫摩教授在英国见到此件，回国后作了报道，并录介了《敦煌棋经》中附录的《梁武帝碁评要略》，但仅传于古史学界。1960年中国科学院获得全部英藏敦煌遗书显微胶片，编出总目，此卷名为《碁经》。1963年成恩元对之进行研究，并在《围棋》月刊1964年1－7期上刊文发表，从此《敦煌棋经》才为棋界所知。而《敦煌棋经》的全文则是在1985年才通过《中国围棋》见于世。1990年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了成恩元的专著《敦煌棋经笺证》，对《敦煌棋经》作了全面的考证。现在敦煌研究院陈列室陈列有的根据照片复制的复制件，凡到敦煌的游客均可参观。只是敦煌石窟规模宏大，游客光是游石窟还走不过来，常常忽视了陈列室。
《敦煌棋经》卷首缺损，不知是否有正式篇名和作者，但其卷末有“碁經一卷”四字因此也可以认为篇名即“棋经”，自成恩元称其为《敦煌棋经》后也就约定成俗了。敦煌藏经洞中的文献上起两晋南北朝，历隋唐五代，但无西夏以后，因此大致可以肯定此洞封于西夏之前，其相应下限在北宋初。成恩元先生考证《敦煌棋经》的年代为北周，因为《敦煌棋经》中把“黑子”都写为“乌子” ，北周太祖宇文泰的字“黑獺”，为避讳北周曾经专门下诏改“黑”为“乌”。从內容看，《敦煌棋经》之文字、棋法、术语都明显比唐宋更为古奥；其中提到的人物、典故也无南北朝以后；其书法也尚显北魏遗风，尤其是有一些北朝时期特有的、唐以后不用的别体字，因此定《敦煌棋经》年代为北周是可信的。北周（557－581）是北朝的最后一朝，北周重臣杨坚继而自立统一中国，就是著名的隋文帝，敦煌郡当时正属北周的领域。
二、《敦煌棋经》考辨
《敦煌棋经》写在一卷佛经画卷的背面，是一个手抄本。应该是佛经的抄写者利用画卷纸抄的棋经。卷首大约缺损三四行，现存共159行，最后一行即“碁經一卷”四字，然后还有一行古藏文字似是收藏者的题记，其后尚有空白，应是结束了。总共有2443字。
《敦煌棋经》是一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见到、也没有被提到过的著作。围棋界有一部传世影响很大的经典：北宋的《棋经十三篇》，其中的名句凡下棋者人人都能说上几句。所谓棋经就是棋之经典，讲棋的理论，并不是具体的有棋谱的死活、定式等实用棋书。一般都认为《敦煌棋经》也是此类著作。事实上《敦煌棋经》体例内容和《棋经十三篇》确实也非常相似。尤其是标题，如：“势用篇第三”、“棋制篇第六”和《棋经十三篇》的“审局篇第七”、“度情篇第八”形式上完全一致，读起来也很有相似的感觉。因此成恩元命名为《敦煌棋经》。成恩元在书中还化了很大的篇幅，来考证已经失传的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内容已不可考的十数种“棋经”，尤其是元朝龚翠岩的《古棋经》，以冀求对应。
但实际上《敦煌棋经》与《棋经十三篇》不同，它并不是一部棋经，至少作者本意不是写棋经，而只是为他的一部实用棋著所写的一篇序文。他在其最后的第七篇中说得很清楚：“余志修棋法……分为四部，部别四篇，而为成帙，乃集汉图一十三势，吴图廿四盘。将军生杀之能，用为一部；杂征持赶……又一部；非生非死持劫自活，又为一部；花六聚五直四，又为一部。依情具理，搜觅所知，使学者可知，寻思易解。虽录古人之巧……未敢用斯为好，唯以自试于身，岂或流传以备亡也”。
可知原著是“分为四部，部别四篇，而为成帙”的一部“棋法”著作，其中还有“汉图一十三势，吴图廿四盘”这样的汉朝、三国时的棋谱。只可惜现在见到的只有这篇序文而无棋谱了。不过这敦煌藏经洞中当初所藏的也许仅仅就是这篇序文，本就不是全书。因为它是抄写在一卷佛经画卷背面的，不像也不可能是有许多棋谱的整部的棋书。而且它已经是“棋经一卷”了，是经不是谱了。
而这“棋经一卷”其实也是不通的，因为那不是“一”。这一卷《敦煌棋经》虽然看起来是一整篇，其实是由互不相干的三部分组成的。前面是从“篇第一”到“篇第七”的那篇序文，到“岂或流传以备亡也”已经完了。接下来是前后有空的“棋病法”三字，当是标题，然后的内容体例明显与前面不相连，且内容有些与前面有重复，明显是另一篇。再然后是“梁武帝棋法要略”，当然又是另一篇。成恩元又把“棋病法”分为两篇，我不太赞同，但这无妨，但由于他把前面当作棋经，那么后面他就认为是附录了。
其实这里本无所谓附录，这就是三篇互不相干的文章的汇编。就是一个围棋爱好者，看到了讲围棋之道理的文章，很喜欢就抄下来了，一共抄了三篇，其中最长的一篇是一部棋著的序文，算是汇集成卷了。然后有爱好者看到喜欢，又传抄，变得看起来是一篇了，于是就添上“棋经一卷”字样。再然后有一个爱好围棋的佛经抄写者或者某个围棋爱好者请佛经抄写者，找来一张废了的经卷纸的背面把它抄了下来，机缘巧合被保留了下来。
三、《敦煌棋经》与古代围棋规则
《敦煌棋经》的文字要比《棋经十三篇》古奥得多，极其难读，而且有些连字都是前所未见，成恩元作了大量的工作，但很多文字和意思还是一种揣摩，有待更多的学者来研究。笔者因为关心古代的围棋规则，对其中有关规则部分作了解读。下面先一般的介绍一下《敦煌棋经》的内容。
《敦煌棋经》中有不少精彩的句子，以前从未有闻说过。如第一篇中“势若已输，自牢边境，贪则多败，怯则少功”，“或以死而营生，或带危而求劫”，“弱者须侵，侵而有益，已活之辈，不假重营，若死之徒，无劳措手，两生勿断，俱死莫连”这在棋经十三篇中也有类似内容，但措辞不同。而这里的用词也相当精彩。其中“两生勿断，俱死莫连”显然比我们大家熟悉的《棋经十三篇》中的“两生勿断，皆活勿连”更恰当，从意思上说活棋连了是有价值的，死棋才不该连；从文字上说比起“活”来显然“死”与“生”更对仗。
第二篇“诱征第二”，讲述征子如何判别，即征子路径中可影响征子的范围。这用文字表达是很难的，因此读起来也很难。值得注意的就是用“乌子”来表示“黑子”，而更早的班固、马融等围棋著作中都是“白黑”，“乌”为避讳是有道理的。
第三篇“势用篇第三”。讲的是死活的基本，如“花六聚五，恒为死兆。內怀花六，外煞十一行之碁；果之聚五，取七行之子”，讲眼形死活和气，还有“角傍曲四，局竟乃亡”，与《棋经十三篇》中的““角盘曲四，局终乃亡”小有差异。
第四篇“像名弟四”说的是围棋的象征意义，如“棋子圆以法天，棋局方以类地。棋有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道数” ，“所以王郎号为‘坐隐’，祖衲称为‘手谈’”。
第五篇为“释图势篇第五”，指出要学习“先人之巧”，即前人的图谱，“生而知之者自不论，非周孔之才，终须习此”。
第六篇为“棋制篇第六”，说的是棋规，也是我们最关心的，虽词语不多，但极其重要，后面将详细讨论。
第七篇为“部襄篇第七”。实际上是一篇前言或后记，说明这部棋书的目的、编法，前面已经介绍。
下面特别介绍一下《敦煌棋经》中关于围棋胜负计算的规则，由于现在中日规则的差异，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敦煌棋经》出现之前，还没有发现传入日本之前中国围棋的规则的任何文字。
在棋制篇第六中有一句很重要的文字：“棋有停道及两溢者，子多为胜”。这里说了“停道”和“两溢”两种情况，我们先来看后者即“两溢”。“溢”，宋朝围棋国手刘仲甫说“满而不溢”；元朝严德甫《玄玄棋经》中说：“溢，盈满也”。因此“溢”的意思是把棋子下到棋盘上下满，再下就要溢出来。“两溢”就是双方都下满了子到不能再下为止。因此它的意思就是：“棋下到双方都把子全部下满再无处可下，再下就要溢出来时为止，这时以子多的一方为胜”。
“停道”中的“停”在古文中表示相等的意思，《敦煌棋经》和《棋经十三篇》中都用“停”字来表达相等。“停”字本义有不偏不倚的意思，如“停匀”表示两边一样，《水经注》中有“停午时分”，即正午，因此“停”特指两边相等。“道”即“路”，中国古代围棋术语，即“空点”，也可对应于大家熟悉的“目”。因此它的意思就是：“如果双方空的道数相等，以子数多的一方为胜”。这实际上和“两溢”下的子多为胜一样。数满盘的子太多、麻烦，双方做出相等的空来，比剩下的子，是一种简化的操作法。
因此结论是：围棋的本质是比在棋盘上生存的子数多少，即比子，“停道”是“两溢”的一种简化，或者说是“两溢”规则的一种实际操作方法：等空比子。《敦煌棋经》是南北朝的，早于围棋传入日本的唐朝二百年，“棋有停道及两溢者，子多为胜”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围棋胜负计算的最古老的记述，因此两溢下的子多为胜是围棋规则的本源。
成恩元在《敦煌棋经笺证》中对此句有另一种解释。他把这一句与后面“取局子停，受饶先下者输；纵有多子，理不合计”连在一起，认为“这是双方各胜一局后，第三局又下成和棋的胜负规定”。于是两溢是“双方各胜一局”，停道为“和棋”；子多为胜是“前两局各胜子数的多寡”，即“算小分”。接下来如果“双方子数仍都相等，则判受饶先下者输”。然后又说：这是“白棋先下，黑棋没有收后的情况，因为黑棋全局少走了一着，所以判黑棋输”，“既然这一和局算先下者输了，小分也不承认了”，所以“纵有多子，理不合计”了。
成恩元的解读几乎是自编，而且前后矛盾，如果把停道看作唐宋数空法下的等空为和棋，计的是“空”，怎么又“子”多为胜？前后对应不了。成恩元是受元朝严德甫对《棋经十三篇》的“皆筹为溢”的注的影响：“皆，等也，谓两家各胜一局，其筹等也”。但如“溢”已经是“两家各胜一局”，何能再来“两”溢？“皆筹”怎为“溢”？我怀疑此“溢”应是“益”，即所得。查《忘忧清乐集》原本，此处确是“益”，后人在上面用笔添加了三点水成“溢”，现在出版的书也就跟着“溢”了。严德甫也说“溢，盈满也”，“停道及两溢”句的“溢”还是应按刘仲甫解释为“满局”，如此依字直读，无需增减，无需猜揣，很正常。
至于后面一句的解读关键在忽略了“取局”两字。“取局”一词前面就出现过，成恩元把它解读为“耍耍棋”，即不是正规比赛或赌彩的一般对局。因此这两句的解释非常简单：“在非正规的对局中，如果双方子数相等，先下的一方为输；各局的胜负子数不合计”，与“停道及两溢”句并无关联。
陈祖源简介：棋文化学者，围棋规则研究专家，著有《围棋规则新论》和《围棋规则演变史》等。
图片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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